超越個人帳戶: 第四屆網絡社會年會“網民21”備忘錄

文/黃孫權（中國美院教授、網絡社會研究所所長、第四屆網絡社爲年會總召集人）
本文爲第四屆網絡社會年會《新美術》專題而寫，
部分內容曾於年會上年會上宣讀。
首發於中國美術學院學報《新美術》2020，2月號

在過往前三屆的年會，我們連結了各國的學者與行動者，打造網絡社會的批判理論及行動網絡。網絡社會研究所成立以來，除了持續組織新形式的知識生產方式，如黑客松、合作松、科幻寫作松、寫作工作坊，開展學術會議與國際講座；另一方面，也聯合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的空間生產小組，進行淘寶村、“鄉建中的中國”等大型研究案，探索從工業化到信息化的空間生產對中國社會關係與地景宏觀具現的變化，並與國內外組織合作藝術區塊鏈、分散式社交媒介實驗、共筆平臺、開放工作／討論羣組平臺、開源線上電子期刊計劃等等。過往幾年，網絡社會年會開啓的新議題包含：

第一屆“網絡化的力量”，從哲學、美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角度，進行了網絡社會理論的認知繪圖（congitive mapping）。

第二屆“與前行：算法時代的都市論與批判”，向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學習，想象隨着他走到今日，從日常生活與空間生產角度，來恢復我們的社會－生活空間。當今數碼化的日常生活已讓人們忘記他提出的“頓悟”（moment）的力量。習慣了好萊塢的快感，頓悟異化成了小確幸。網絡裏我們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一切都是無時間（timeless），或說是，空間決定了時間曼威•柯斯特（Castells, M. ），《二十一世紀的都市社會學》，城市與設計學報, 十三/四，2003。，我們處在哪個網絡就過着哪裏的節奏。頓悟變成了唯心論者的專利，心靈大師的收費課程，而非我們從苦難中存活的實踐知識。

第三屆“智慧都市網絡”，討論當前智能城市及其概念，IUF（Intelligent Urban Fabric）是我構思的知識與行動連結網絡工作，邀請了三方專家批判地對談，包含都市政策執行者（smart state）、團體組織（smart agnet）、市民（smart citizen），並邀請國際知名的黑客行動組織DyneDyne是一個以義大利語荷蘭阿姆斯特丹爲基地串連的國際性組織，其完整的介紹與進行的方案可見其網站 https://www.dyne.org/ 帶領有關加密、隱私權控制、物聯網的遊戲與工作坊。總之，不要讓智慧城市淪爲建築地產開發的廣告項目，城市是市民的可欲之處，沒有智慧市民哪來的智慧城市？

2019年，是互聯網的五十週年（1969－2019）。第四屆網絡社會年會的主題爲“網民21：超越個人帳戶”，“21”既指“網民”[Netizen]一詞被官方提出了剛滿二十一年，又指21世紀的全球網絡使用者。希望透過歷史回返和現實的挑戰，照眏往前之路。

在中國，互聯網的開端是1987年9月14日。中、德兩國學者聯手起草了一封電子郵件“越過長城，走向世界”，於當月20日成功發送到德國。這是第一封從中國設立的郵件服務器發送出國的電子郵件。維爾納·措恩［Werner Zorn］（德國教授）與王運豐教授在這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
越過長城，我們可以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這是第一封從中國發到德國的電子郵件。

1990年11月28日，中國註冊了自己的國際頂級域名CN，從此開通了使用中國頂級域名CN的國際電子郵件服務。1994年4月20日，“中國國家計算機與網絡設施工程”（NCFC）通過美國斯普林特（Sprint）公司連入互聯網的64K國際專線開通，中國從此被國際上正式承認爲真正擁有全功能互聯網的國家。

“Netizen”在英國劍橋詞典解釋是指“使用互聯網的人”(a person who use internet)。對於沉浸在新技術工具歡愉中的人們來說，大概不會注意到“市民”這帶有政治權利意涵的字眼被接到網絡一詞後面，是多麼的過於輕易了。1998年7月，中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宣佈對於netizen的中文翻譯是：網民。2000年前後中國的QQ、博客、論壇崛起，互聯網逐漸轉變成“社會”和“市場”，開始了用戶生產內容（UGC）的時代。2008年，中國網民數量超過美國，移動互聯網超過了固網，互聯網的行爲節律和強度迅速增速，人們不眠不休地刷屏卻只能發發見縫插針的短視頻與短文字，晚期資本主義終結了睡眠Crary, J. (2013). 24/7 :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 Verso.。網絡社羣的公共性成爲個體連結與安置自我與羣體關係的社交活動。“網民”們期待能夠參與社會轉化，採取激昂的行動（獨立媒體、網絡行動主義、公民新聞、自媒體），認爲將改變上個世紀信息壟斷情況。然而儘管今日的“長城”更多了，且仍發揮些許作用，卻也同時幫助了全球大獨角獸公司賺取暴利。信息越發及時、時空越發壓縮，我們的生活時間越發萎縮。社會加速造成技術加速、社會變遷加速、生活步調加速，形成全面但非同步的“當前時代的萎縮”Rosa, H., & Trejo-Mathys, J.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永久在線的社交媒體上沒有社會。在加速的社會中，網民變成了分心而倦怠的帳號（personal account）。我將以一個意象化的技術物來簡要勾勒本屆年會的四個議題之關聯。

連線的熒幕

2000年前後的互聯網經濟泡沫化後，在一片跌停的哀嚎聲中鮮少人注意某些新創公司（如2004年成立的臉書，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谷歌）悄悄披上參與式文化與web 2.0的新名字，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重回舞臺。這些新創公司瞬間將互聯網變成了在廣告、雲端存儲、商品、工業領域，奉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爲宗旨，進行大規模的市場競奪，名之爲“平臺資本主義”的公司化網絡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特徵是既爲市場又是公司，宰制了信息、商品、社會關係與我們每一個人，將使用者們生產的內容與個人帳戶打包成不同的裝配形式（assemblage form），成功讓互聯網經濟重新復甦。

人類的文化形式，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的聚集並非新創公司的發明，以前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 Rock Festival）和免費電音派對（free Rave party），現在是紅迪（Reddit）、四葉論壇（4chan）、微信朋友圈、臉友圈，各種圈（sphere）形成專屬的迴音室（chamber room）。差別是，以前柏拉圖的洞穴外還有世界與他者，現在洞穴內外被單一技術所控制，這是數字政體（digital polity）時代，全球運算的堆棧（stacks）取代了地緣政治Bratton, B. H. (2015). The stack :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當1969年的年輕人在伍德斯托克草原狂歡，美國華盛頓政府正爲人類登上月球作宣傳的時候，洛杉磯的工程師企圖讓兩臺笨重的電腦互相對話。該年10月29日，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工程師用電腦傳了歷史上第一條訊息“lo”（原本是要傳送log）給斯坦福大學的合作伙伴的電腦，這是資訊時代的“頓悟”時刻。1972年電子郵件在美國網絡實現後，網絡就從信息運算資源變成了通信技術，電子郵件佔據了當年國防部高級計劃局網絡（ARRPAnet）75%的流量。2004年臉書起步，從大學校園菁英的交友軟件到今天擁有月活躍用戶25億的公司，使用者每天平均要打開臉書八次（其次是Instagram 6次，推特5次）參考 https://www.websitehostingrating.com/zh-TW/facebook-statistics/,[2020-4-16]，臉書就是使用者的新聞、市場、多媒體日誌，認識朋友聯絡舊友的“人情”社會。

在電音派對成爲1990年代電子文化的集體形式前，1964年由羅伯特·穆格（Robert Moog）發明的 Moog Modular合成器，聲音文化的“頓悟”時刻也誕生了，終結了類比聲音年代Pinch, T. J., & Trocco, F. (2002). Analog days : the invention and impact of the Moog synthesiz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新的聽覺文化（audio culture）徹底改變了黑膠唱片與搖滾世代“真誠”、“原音”的文化。Cox, C., & Warner, D. (2006). Audio culture : readings in modern music. New York: Continuum.1982年原作爲電子貝斯機器失敗後卻成爲電音場景最成功的“混音效果器”的TB303出現了，從此，電子之聲是日常生活作息的聲響，便利店的開門叮噹聲、家用洗衣機、電冰箱的提示音，蘋果手機的語音助手（siri）和亞馬遜語音助手（Alexa）智能助理的聲控回答等等。

數字影像發展反而較晚，1880年感光膠片出現，但要到1981年才由索尼推出最早的數字相機，影像是以類比的NTSC[（美國）國家電視標準委員會]格式儲存於2寸的軟式磁碟（Video Floppy）中，1988年富士才設計出真正的全數字的靜態照相機。1995年，數碼視頻（digital video）規格才制訂，隨着miniDV（微型數碼攝像機）進入家庭與半專業領域。

便攜式設備成爲流行文化產業的核心，創造了“年輕人”，讓他們從家庭、都市通勤與大衆中“獨立”出來。想象一下60後年輕人耳朵上的隨身聽與90後手上的手機的畫面，便攜式設備改變了人與機器的關係，技術物成爲文化物。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深入研究了索尼公司的隨身聽產品，指出文化生產與生產文化雙鍵性築構了認同－生產－消費－管制規則－表徵的文化循環，這里程碑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適用。Du Gay, P., & Open, U.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麥克盧漢主義者宣稱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具體化了，在當時，“媒介即訊息”的確有超越時代的洞見。隨着互聯網的誕生，一切便攜式設備都活了起來，流動空間有了自己的媒介，一個能夠連結全球網絡的技術物，一個技術的文化裝置，這技術物背後的算法與存儲資料，能夠預測並影響人們行爲，麥克盧漢主義者才發現他們錯了，應該說“人是媒介的延伸”纔對。

人類重要的文化表現形式都有特定的技術物發明，這是人類文明的元歷史。信息技術革命已經無需再標明“偉大發明”的日期了，信息技術每天都在不斷革新，是當今一切日常生活的物質地基、建築與天空。信息技術決定了人類文化本體論的邊界，數字化終結了特定媒介形式，讓跨領域藝術、聲音藝術、影像藝術以及多媒體藝術藝術等門類誕生。

若是波茲曼（Neil Postman）能夠更新其名著《娛樂至死》Postman, N., & Postman, A. (2006).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20th anniversary ed.).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也會感到迷惑。他對於鉛字印刷vs電視影像的文化區分判斷，在網絡世界失效了。在互聯網初期的聊天室，你透過文字就可以愛上從未謀面的人，以影像爲主社交模式，人們不用對談也可以愛上對方。人們既寫也看，拍人也自拍，人們真的活在熒幕裏。波茲曼認爲“媒介即隱喻”是“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是的，但這已經不是媒介種類的鬥爭了，事實也並非像我們以爲的那樣，文字向影像屈服，文字與影像之爭勝負仍在持續，如維基百科與油管（youtube）仍是全球谷歌搜索的一二名參考 http://www.netimperative.com/2020/04/07/seo-world-rankings-wikipedia-and-youtube-in-fight-to-dominate-google-searches-globally/,[2020-04-08]。文化只是向一個連線的熒幕（wired screen）屈服。

這個熒幕絕非“隱喻”。這個連線的熒幕不是鉛字或電視的媒介，而是存儲與表現智人生命之物。與文字、聲音、影像這些文化溝通媒介不同，它不是另一種新媒介，而是終結了媒介。這個技術的文化裝置，轉化了工業時代以降的社會與生產關係，起碼包含三個新浮現的現況：

其一、壟斷加劇

全球近51億人“自願地”把生命資料上傳在被算法加密的雲端，只有大公司所有者或“大政府”才能看見資料全貌。文化市場是公司的產品，鍵盤與攝像頭的偏好都不重要了，民主政治與集權政治在互聯網發展的結果看起來殊途同歸，都邁向集中監控與技術集權。信息的集中化與網民的單一化（無差別的信源）同時產生，信息技術使得社會之收入、接近新技術的機會、使用新技術的條件的差距擴大。這很像工業資本主義的老故事，利用差異地理，亦即空間不均衡來創造財富的集中化積累，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收租，城市染指農村，第三世界、農村與與網絡弱勢者總是被棄置、利用、生產、再生產、再棄置，創造發展國家／城市／獨角獸的極大化收益。

互聯網的商業獲利一直集中在幾家新創公司，同樣是高科技公司，所佔份額仍有懸殊差距。一份商業資料顯示，中國獨角獸公司佔科技業產值94.5％，集中在北上杭深，而中美獨角獸公司佔全球科技業產值比例高達八成參考中國恒大研究院的報告《中國獨角獸報告：2019》，內容也可見http://www.199it.com/archives/843658.html,[2020-04-08]。

除了財富積累過度集中，能否接上（access）全球節點城市以及價值網絡決定了競爭優勢參考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以及 Sassen, S. (1996).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28號公路上的傳統科技巨頭爲何不敵硅谷的新創公司？薩克斯尼亞（AnnaLee Saxenian）的經典研究指出了新創公司的氛圍，以及公司化網絡的全球－區域連線，如中國臺灣新竹－硅谷（之後加上深圳）的合作關係，確保了技術發展和區域競爭的優勢Saxenian, A.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流動空間重組了競爭位階，先發者決定了後發者的起步機會，這在中美技術競爭顯露無遺。如人們所知，互聯網的主網域名稱早期都由美國控制，“5G標準”是一個商業－政治的技術發明等等。

不僅僅是連上線就行，有更多證據顯示，精英知識分子以及一般大衆使用網絡的差別（信息格差）造成了文化的生產與消費的兩極發展有關信息格差與中國特殊的“奶頭樂”現象，可參考此篇奇文的觀點，雖然不是學術著作，但頗有深刻的觀察。詳見https://mp.weixin.qq.com/s/V5Dk4gpzpdb-zsfurp9ZiA，,[2020-04-21]。。網絡翻身致富的故事只是傳奇，更多的是沉浸在快手秒拍的城鄉結合部集體無面貌消費者。美國楊百翰大學選舉與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一項調查顯示，離異或單親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天在屏幕上花費的時間超過3個小時，而這一數據在雙親和睦的家庭中爲15.1%；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時間不到一小時，在同一類別的黑人家庭中是28.4％；白人雙親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體1.5小時以上的青少年佔17.2%，黑人雙親家庭則上升到32.1%。American Family Survey,CSED@BYU & Desert News, 2018. 報告可由網站 http://csed.byu.edu/american-family-survey/ 下載。可見，越底層的人民越沉浸在互聯網的消費性使用上，菁英階級則是藉由互聯網通向創造與生產價值。互聯網加快了全球連結，也加速了貧富與社會階層的分化。加速社會成爲壟斷的基礎，壟斷是加速社會的結果。

其二、媒介即算法

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自願或不自願地，努力維持更新以便在特定圈內保有地位，習慣性地耽嗜並養成了新媒體Wendy Hui Kyong Chun,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The MIT Press, 2017.。人們無條件提供了生命軌跡，生活圖像還有全球定位系統[GPS]的位置，與現在仍坐在英國倫敦大學玻璃罩的木製棺材中的邊沁接收崇拜者和觀光客的注意力一樣，我們自拍和集體的自我塑像（autoicon），熒幕上的帳號就是個人的肉身與精神，今生來世都透明瞭。生命資料在統計／算法上是“爲真”（ture），而連線熒幕後的網民是“真實”（truth），沒有人知道真實是什麼，只有透過真的資料在使用過程中顯露、補抓。例如阿里巴巴的千人千面算法，說比使用者還了解使用者是對的，因爲它遠超過使用者對自我行爲的預測，但也是錯的，算法結果爲真（買了貓餅乾）僅僅是真實（貓奴）的一部分。什麼樣的廣告出現在某一網民的瀏覽器上，就代表了這位網民某一面向的真實，以及代表這個廣告所補抓擁有此特性的網民們。網民作爲資料“爲真”的浮動多義的符旨，只能從資料的用處中顯露意義，因之網民是虛擬的，只能由算法將生命資料切片，呈現部分經確診的樣貌。在喟嘆“後事實”（2018年全球互聯網關鍵詞）與恐懼假新聞的情緒中，人們追求“真實”的企圖勢必失敗，因爲，媒介即算法，這不是媒介即訊息的後代版本，相反的，這是一個禁絕生育的版本，之後沒有人類的媒介，只有媒介化了的人類。回想一下法國的新批評與符號學開創者羅蘭·巴特是如何“殺死”作者的，當然，他要殺的是大寫的作者（Author）及其代表權威的考評者Roland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1977，p142-148，現在，那個大寫的作者被算法（推薦）謀殺並復活了，再也沒有將讀變寫，享受閱讀文本的歡愉革命了，因爲讀的都是算法推薦的，而寫的只是算法容許的。

其三、沒有社會的社交媒體

熒幕（社交媒體是其具現）隔離劃分了羣衆，洛文克（Geert Lovink）的〈社交媒體的深淵〉Lovink, G. (2016). Social media abyss :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s and the force of neg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此中文版即將由網絡社會研究所發行。清楚地勾勒了社交媒體是如何將人們帶向深淵的。他最新的著作《設計好的悲傷》Lovink, G. (2019). Sad by design : on platform nihilism. London: Pluto Press.批判了人們無法離開虛無的平臺而註定在平臺虛無主義裏悲傷。詭辯的是，正因爲平臺虛無主義，所以無論何種形式的在一起（togetherness）都變得更重要，這裏而非別處，圈內而非圈外，形成了一個高度互聵的忠誠，我們愛上使我們鎖在一起的枷鎖和彼此。

網民21

當然還有更多重要的問題，但壟斷、算法與社交媒體，鎮壓諸衆差異卻隔離個體，是網民21的個人帳戶的緊急狀況。相較於波茲曼鍾情鉛字年代與高呼人文不要屈服於技術的願望Postman, N. (1993). Technopoly :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1st Vintage Books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讓我們回想一下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深邃的看法。在《話語網絡1800／1900》Kittler, F. A., & Kittler, F. A. (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他透過對媒介底層技術－物質的考察，繼承了尼采－傅柯的系譜學的方法論對媒介元歷史之探究，提出對西方1800“浪漫主義”文學的看法：母親－母語－自然是生產之源，詩歌（通常是男人）是分配母語的通道，而哲學（都是男人）是消費詩歌的存儲，亦即，哲學是儲存人類生命文化的媒介。浪漫主義所有的文化表現形式都是可通譯的，有繼承連續關係的，符指可對應的“闡釋”，文化（特別是文學）是模擬自身意義系統的媒介。到了1900的“現代主義”，特別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留聲機、電影、打字機》中提出的，歷史不再等於大敘事，歷史分流於聲學（留聲機）、光學（電影）與文學（打字機），就媒介角度而言，現代主義之後，沒有連續、可通譯的闡釋學了，而是不可通譯、只能換位［transpose］的密碼學。數字媒介可以將不同形式的媒介聚合起來，卻不能改變它。

在德國洪堡大學任教期間，基特勒長期開設一門“UNIX編程”，他對數字媒介的研究並非一般人文學者的“後現代理解”。他在《留聲機、電影、打字機》Kittler, F. A.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的導言中就指出了在數字時代，任何媒介都可以被轉譯爲另外一種媒介，各種分流也因之無差別。

“只要數字了，什麼都可以。

［……］一種連接在數字基底之上的總體媒介將抹除‘媒介’這一概念”。

Ibid，P1-2

因爲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爲數字─文學、數字─電影、數字─繪畫、數字─藝術……就這點意義而言，他說計算機是“終結了一切媒介的媒介”，也終結了“歷史”，“數字技術帶來了某種彌賽亞式的終點”。“數字藝術”不再是新穎的類型而是尷尬的無所指了，數字革命之後再沒有革命了。因之，“媒介”在數字時代，只能作爲一種策略性的、臨時的“表面效果”而存在，即作爲“人”與“機器”相互作用時的那條交界線車致新. (2019). 媒介技術話語的譜系─基特勒思想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92頁。。

讓我們物質化這條交界線：一塊連線的熒幕，連線的熒幕取代了母親、詩歌與哲學媒介形式，輕鬆轉譯換位並任意配對組合文學、聲學與光學。我們的母語被連線的熒幕所表現、分配、消費與儲存，詩歌、哲學、男人都不再重要了。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我們有一個更容易理解的版本，一個對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經典的數學模型“通信數學理論”最早由香農所提的可見C. E. 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Vol: 27,Issue: 3(1948)。此理論後經由威爾伯 L.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加入了反饋機制的思考，以編碼─解碼描述了從信源到信道，信道到信宿的過程，並認爲信道正是形塑了人們的共同經驗，由此成爲傳播理論著名的香農-施拉姆模式。所遺漏的媒介所有權與使用者及其便攜設備的補充：壟斷性的大公司透過控制信道與信宿（存儲），衛星、光纖、海底電纜、無線發射與個人設備雲端存儲，讓信源成爲公司的財產。網民21就是誕生於連線的熒幕中。就算黃昏真有貓頭鷹飛過，我們停留在熒幕上的眼睛也不會發現的。

這是本屆年會所揭櫫的主旨，並希望能夠引發以下我認爲重要得四個議程：理解當代網絡社會的精神生活、理論媒介歷史的艱難，重啓對媒介的政治經濟批評與行動之必要，以及平臺合作主義帶來的希望。

當代網絡社會的精神生活

齊美爾（Georg Simmel）於上個世紀初寫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1904）最早的英文版可見Simmel, G., & Wolff, K. H.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pp.409-424.與《時尚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Mode，1905）英文版可見 Simmel, G., Frisby, D., & Featherstone, M. (1997). Simmel on culture :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87-205.，捕捉了20世紀初大城市生活的面貌，繁忙孤單的人在都會人羣中找尋認同的同時，又需要能表現出現代性要求的獨特個性，流行就是模仿趨同（imitation），流行是人們找尋認同與區分你我羣體的方式。網絡化（reticulation）就是信息時代的（urban process），網絡上的時尚就是迷因（meme）。齊美爾的看法在一百多年後仍然可以精確地照映出社交媒體如何深化了我們當今的精神生活。在互聯網經過千禧年的狂飆到2008年後復位，對人類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無以彌補的心理通膨（psycho-inflation）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比弗寫了一篇日誌記錄了疫情封城的“心理通縮”現象，是非常有趣的英文，可見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0-bifo-diary-of-the-psycho-deflation?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我也將其翻譯成中文，可參考https://www.heterotopias.org/archives/2277 。。一切生活資料與精神資料都加速生產，過度信息，豐餘選擇，人們的時間永遠不夠，注意力經濟導致我們無法集中注意力，新自由主義化的主體於焉完成。我們爲自己定下目標，跟隨商業管理與時間管理的暢銷書，分秒必爭地努力，我們的行爲被徹底時鐘化，遵從錄在手機裏的行事曆（同時也被錄在雲端），我們被不斷警告維持不變即是落後。再也沒有“大我”的溫暖了，家庭關係破碎，社會福利削減，失業率不斷爬升，我們不但成爲政府機構與私人機構的臨時僱員，也自償自願地成爲網絡社交媒體的勞動後備軍，信仰遭受敵視與挑戰，人與人的對話都是行銷術，所有穩定之物不是消散在空氣中Berman, M.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N.Y., U.S.A.: Viking Penguin.而是在流動空間中高速運轉，禮物經濟只是加密貨幣的社交平臺（如Steem與Likecoin）或者微信打賞。同時，越是市場管理力爭上游書籍的消費者，越是信息資本主義下的流衆（Precarity）Foti, A. (2017). General Theory of the Precariat: Great Recession, Revolution, Reaction: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Precarity是precarious（流動臨時工作）與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結合字。作者用其來表達對當代社會經濟狀況下人們普遍的處境。。受困於新自由主義的人，其福音是新保守主義，在撕裂世界中，基本教義式的、親內仇外的抵抗性認同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Blackwell. 柯斯特在其中區分了三種認同機制，源於政府統治的正當性認同，弱勢者基於血緣、地方性遭受的危機而有的抵抗性認同，以及爲了理想與歷史性機會採取的計劃性認同。是他們的救生艇，在詭譎的海洋中抱存希望。

韓炳哲（Byung-Chul Han）近來出版的短篇小書被廣泛中譯簡體中文的翻譯作品很像高級心靈雞湯營造的系列，包含了《倦怠社會學》、《時間的味道》、《在羣中》、《愛慾之死》、《透明社會》、《娛樂爲何》、《他者的消失》、《精神政治學》、《美的救贖》、《暴力拓樸學》等，皆爲2019年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可見人們對心理通膨的恐懼與擔憂與日俱增。在韓炳哲這些小書中，令人感受到某種對“過往美好”的耽溺。那些大規模分心武器所製造的，比弗（Franco“Bifo” Berardi）稱之爲“屎尿風暴”（shit-storm）的無限小事，確實崩毀嚴肅的沉思與認真的對話，讓共同性的追求更爲艱難。然而我們或可從崩壞的禮樂裏聽聞禮樂，卻無法停止崩壞。韓炳哲的哲學反思並非要我們回到過去，過往也並非美麗如斯，鏡射工業時代的時空結構的人文主義主張，就算人們還有能力再注視彼此的眼睛，握着彼此的手，也無法可去，除非一種另立式（counter-site）的而非替代式（alternative）的技術－物質過程能夠發生。對過往時代精神與物質構造的迷戀，對其念想，常常是哲學家的繆思，革命者的阿喀琉斯之腱。

比弗對於資本符號學／精神分析的“心理通膨”分析相較於韓炳哲的觀點，是診斷式而非反思性的。在他的《漂泊狂想曲》Berardi, F. (2009). Precarious Rhapsody: Semiocapitalism and the Pathologies of Post-Alpha Generation: Autonomedia.以及新出的簡體中譯本《假如我是蝙蝠俠》Berardi, F. (2015). Heroes :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簡中版的書名改成《如果我是蝙蝠俠》，有點寓意。可見 Berardi, F. ，《假如我是蝙蝠俠》(謝韻, Trans.)，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7.中，對“心理通膨”產生的“英雄自救”之符號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進行分析。在DC漫畫公司的蝙蝠俠電影系列中，英雄是社會結構崩壞的產物，當國家、城市政權失效，警察不可信與社會信用崩解，市民淪爲無產者、弱者、毫無抗爭能力的羣衆時，就只能等待富豪之子的英雄相救。這一點都不意外，甚至可以說是現實的寫照，一個資本絕對主義（capitalist absolutism）的社會。名列《財富》雜誌的數百名億萬富豪財富大幅增加時，貧窮、失業率上揚與社會福利縮減也是最嚴重的，富有之人以慈善襄助社會，而社會報以富豪們掠奪來的財富。自殺者是“自救”的蝙蝠俠，無差別殺人者則是想要被看到的“小丑”。在這種情形下，主張人類命運不屈從於任何神學法則或自然規律的人文主義傳統，終將消失殆盡。

總之，捕捉了“信息資本主義社會”的症狀，知產階級（cognitariat），即那些失去靈魂的情感知識工作階層，流衆，即那些在零工經濟求生的人們，如何在陰鬱的時代精神下對抗比弗指出的即將到來的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戰爭？他引用了瓜塔裏（Felix Guattari）《混沌滲透》（Chaosmosis）中的觀點引用自繁體中文版的翻譯 Berardi, F. (2016)，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的精神困境 (林麗雪, Trans.): 時報文化出版社，2016. 頁290，要創造一種類混沌，來對抗抽象的加速資訊機器，因爲金融獨裁（financial dictatorship）是高度抽象語言的主宰。他提出了嘲諷式的自主性，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不要尋求庇護，不要當蝙蝠俠也不要期待超人，不參與、不負責、不相信Ibid,p298。“因爲嘲諷是一種對任何知識的獨立心態，是想象力的極度本質”（excissive nature）” Ibid,p299，也許我們應該更善待網絡上的惡搞（troll），若科技／新媒體藝術不急於展示好萊塢科技的剩餘價值，倒是值得思考的進路之一。無論如何，反思與診斷都是信息資本主義精神狀態所需要的。

社交媒體政治經濟批判

對媒介的批評、對社交媒體的憂鬱遠多於對社交媒體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文化研究與媒體素養依然重要，但指向實踐甚微，原因如前文所述，數字媒介不再如語言、文化形式或者其他次文化現象一樣，僅僅作意識形態批判與表徵的意義闡釋是不夠的。數字改變了當代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所以有必要從價值生產、價值分配與價值實現三個面向進行分析，如同馬克思《資本論》三卷所做的。公司必須儘可能降低可變資本（variable capital），亦即勞動力價格，因爲固定資本如機器、地租、原物料是不可缺的，減少可變資本支出才能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資本主義並非追求最高利潤，而是追求剩餘價值最大化。很明顯，在社交媒體平臺，使用者無償的勞動力爲公司資本創造驚人的剩餘價值，可變資本幾乎爲零，價值分配由投資機構與公司全拿，而價值實現又正因爲掌握了數據（本應該是勞動成本）而獲得更多的利潤。使用者成爲i奴（islave），從農場逃離的黑奴，士族貴族的長工，運奴船隻上被販賣的勞工，如今全部都回到熒幕前自由地工作，自由人成爲自由的奴隸Qiu, J. L., & Project Muse.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pp. 1 online resource (pages cm.)). Retrieved from https://muse.jhu.edu/book/49022/。

1970年代自主馬克思主義者（即Autonomia Operaia派）提醒我們，以階級中心爲分析與行動的依據來反轉地看待［reverse perspective］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關係是重要的。工人們不是因變項，資本纔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資產階級試圖從工人階級解放出來的一系列的歷史。抵抗先於權力（這也是傅柯的觀點），抗爭先於資本。

工人們如何成爲自變項？離開社交媒體顯然不是選項。開源主義者與黑客行動主義者（hackactivits）有非常多具體“熱秋運動”的實踐。去中心化互聯網（Dweb）的各種突破技術集權的嘗試，加密無政府主義破壞高科技巨頭們對信源、信道、信宿的完全控制，流動民主工具讓社羣重回開放理性的討論，對996的抗議，以及如長毛象（mastodon）取代推特，離散（Diaspora）取代臉書，口罩書（maskbook）乾脆就在臉書系統上加密，讓使用者的勞動與資料不會被販賣，藉此有集體的力量談判。總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這一切關鍵都是拿回可以實現的勞動價值。

媒體考古學

從麥克盧漢、波茲曼第一代創立的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到紐約媒介研究的三劍客蓋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和尤金•薩克爾（Eugene Thacker）和麥肯錫·沃克（McKenzie Wark）輕巧的批判，特別是三人合著的《逐出：三問媒體與媒介化》最有代表性Galloway, A. R., Thacker, E., & Wark, M. (2014). Excommunication : three inquiri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書中對媒介的三大質疑顯露作者對新媒體疲軟的不滿，拒絕將新媒體安置在任何事物上（好像將數字安放在各種藝術之前一樣）。對媒介研究已經高度媒介化（或說哲學化）之時，媒體考古學是解藥嗎？

誠如洛文克所指出的那樣，思辨性媒介理論早在1980年代就達到了巔峯，剩下的是執行的問題。一直以來，對社交媒體好的批評更多來自好的新聞記者，或與硅谷甚密卻還帶點批判風味的老嬉皮、少數的密碼朋克們而非圈外的理論家。軟件研究還沒真正浮出檯面，邪惡媒體（evil meida），一種無關觀者想法而可以自我啓動的媒體研究對藝術想象力的激發比分析有效Fuller, M., & Goffey, A. (2012). Evil med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我與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生們曾整理了一份中國互聯網發展史，多達數萬字。我們目睹了“長城”如何打開又圍了起來，體會過從撥號上網到直接光纖的中國速度，知道谷歌、臉書、維基百科來了又走，總之，長度要用無限卷軸（Infinite Scrolling）才適合閱讀。成爲網頁新設計標竿，誘人的無限卷軸不正是一種最好的歷史比喻嗎？從第一封電子郵件開始，“天涯”、“榕樹下”到今日的社交媒體，若仔細探詢當中的歷史皺褶，每一細紋都可以是另一種現實，這裏埋藏了科幻小說最有力量的架空歷史（alternate history）的想象，也埋藏了許多歷史性計劃（historic project）的行動。對當下分析才能知曉過去的意義，無論新史學、系譜學或是其他方法論，從唯物角度，從物質－技術角度思考（同時也非常詩意地）來考證網絡化媒介是重要的工作，認知到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並不是文學想象，而是可能的歷史現實。同時我們要謹記基特勒提醒的，我們可以在圖書館裏努力地查詢資料，分析檔案文本，找出被遺忘的歷史，權力如何成爲知識，如知識考掘學一樣，但也要記住，有些書根本不在圖書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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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合作主義

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寫了一本書《馬克思爲什麼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Eagleton, T.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這問句隱藏了他要回駁當下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無用論，意思是“難道現在馬克思不對了嗎？”。

我們每日辛勤地通過鍵盤分享美食貓咪與感情，自願無償地工作，應該對臉書發起求償訴求？還是努力學習網紅直播主，成爲這世代文化創意工作者的楷模？實現了點對點的交易，文化生產者與無償勞動者的生存與認同焦慮就解決了嗎？人們爲何願意付手機流量費用卻不喜歡爲內容付錢？我們爲何輕易接受內容給所有人看但盈餘被少數人全拿？勞動價值若非靠着聰明的黑客行動者的行動，一般人要如何拿回技術？要如何另立系統？要如何能夠透過適用技術（appropriate tech）與可得技術（affordable tech）而非追求高科技來拿回勞動價值？

答案就是注重經濟與民主的平等合作社，或更強調技術角色與技術所有權共有的平臺合作社。合作社跟馬克思思想一樣古老，都不是新玩意兒，卻是對的答案之一。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不相信政府與大企業、大銀行的人開始以新的想象重啓合作社，在柯斯特與學生對巴塞羅納非資本主義經濟行爲的考察中，合作社已經發展到藝術、教育、農業、住房、貨幣金融、信息溝通等領域Castells, M., Cara©a, J. M. G., & Cardoso, G. (2012). Aftermath : the cultur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翻譯可見網絡社會研究所網站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1909。。優步（Uber）與愛彼迎（airbnb）崛起後，由於侵犯勞工權益而成爲全球關注的議題，繼而在許多國家引發了勞動權益法律糾紛與抗議行動。合作主義聯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由紐約新學校的特雷伯爾·肖爾茨（Trebor Scholz）發起，從2014年開始了每一年的大聚集，在全球發動了新合作主義運動，同時出版了許多有關平臺合作主義的著作。如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贊助的由肖爾茨所撰寫的《平臺合作主義》小冊子免費發行，挑戰了以公司利益爲主的“共享經濟”的誤導，有中文版翻譯釋出，網絡社會研究所編輯的電子書《讓我們平臺合作社吧》第一版也收錄了此文。運動也帶動了如P2P基金會對共享文本與概念的重視，以及徵集全球程序員協作的“如何開始平臺合作社”（另一種新創公司）的程序工具箱。如今，許多成功的平臺合作社案例不斷激勵人們，要拿回社交媒體與平臺資本主義丟失的社會和勞動價值是有可能的，這值得另外寫一篇專文介紹。

其中最重要的幾本著作值得一提，肖爾茨編輯的《數字勞工》Scholz, T. (2013). Digital labor :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與《優步化工作與低薪》Scholz, T. (2017).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 Press.，可視爲對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國》Hardt, M., & Antonio Negri, A.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所提出的“情感勞動”與柯斯特所謂的“網絡勞工”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抽象理論對象的當代勞動條件現況之補充。肖爾茨和內森·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共同編輯的《我們的要去駭回來和擁有》Scholz, T., & Schneider, N. (2016). Ours to hack and to own :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 New York: OR Books.雖然不像電子前沿基金會創始人約翰·佩裏·巴洛［John Perry Barlow］寫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如此科技樂觀主義，或是如麥肯錫·沃克的《黑客宣言》Wark, M. (2004). A hacker manifes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激昂善辯，可是更落地和可以實現。因爲真正的鬥爭並不在於個體與大政府、獨角獸公司的鬥爭，而是人們如何用負擔得起的新技術來一起完成共同的需要。

這也是網絡社會研究所在2017於上海、2018年於香港（與PCC大會同時舉行）都組織了合作松（coopathon），與程序員、黑客、合作社員、藝術家、經理人、非政府組織幹部成員一起工作，謀籌未來的原因。
2018年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pcc大會與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舉辦的合作松二全體合影

超越個人帳戶

我希望能夠儘量地勾勒“網民21”的現況，由一個技術的文化裝置連接的無所不在的公司化網絡（相對於平臺資本主義而言，我更喜歡這種說法）已經將我們逼入後人類的世界，這個真實世界（worldness）由資本壟斷、算法與社交平臺所建築，最糟的是，這並非由我們深思熟慮而來。理論上，重啓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媒介歷史化的工作一樣重要，這使得我們有條件來診斷當今符號資本主義的各種病徵。然而，要減緩痛苦，就要在完全降服或死亡之前，找到自己和世界需要的行動方案，重視合作平臺主義的願景與行動成果，是可以開始的第一步。要脫離社交媒體的統治，則需要一個有愛的互聯網，讓我引用2018互聯網檔案館的去中心化網絡峯會（The Internet Archive’s Decentralized Web Summit 2018）的主題宣言來做爲結論，以此來超越個人帳戶：

我們正說服那些想要建立這種互聯網的人們…… 此網能記住，也能忘記。這是安全之網，關心人們之網。這是市場、廣場、學習、魔法之地，充滿樂趣。一個有着許多贏家的網，爲了善而開之網。

quote form https://decentralizedweb.net/

第四屆網絡社會年會黃孫權教授致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