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歹托邦之路：建築與烏托邦

學術引用 Citation

黃孫權（2015）。向歹托邦之路：建築與烏托邦。《新美術》，2015年第1期，頁46–63。杭州：中國美術學院。 Huang, Sun-Quan (2015). Road to Dystopia: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Xin Meishu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No. 1, 2015, pp. 46–63.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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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企圖梳理建築的烏托邦空間與烏托邦者的建築之歷史，考察這些典範形式與複雜的社會現實中自我建構與失敗之因。歷史的來說，烏托邦與歹托邦不是對反的，而是雙生的。烏托邦是以空間本體論的存在的，而建築的藍圖性質（空間的表徵）是烏托邦主義的存在基礎，資本的勝利就是建築淑世計劃的衰敗，歹托邦的勝利。

一、建築與烏托邦[Architecture and Utopia]

建築與烏托邦是歷史的雙生兒。烏托邦者的建築是幼稚的，當他們構想完美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後，建築只是他們拿來設計社會新結構的造型工具，多采用或圓或方的集中營造型。建築師的烏托邦則是天真的，完全不顧烏托邦歷史的哲學主題，只尋找快樂、平等，妄想以形式消除社會罪惡。建築師不關心社會結構、都市與社會關係，人只是計量單位，都市設施是根據城市集中或分散的都市理論，而生活風格只是消費選擇。因此，建築師的烏托邦設計幾乎都以幾何原型為主，這倒使得建築師的烏托邦與烏托邦者的建築走在了一起。從社會形式到建築形式，從財富分配不均到財富創造的樂園，烏托邦者的建築與建築的烏托邦最終在歹托邦中統一了。

烏托邦在文學、歷史、科學、藝術都已是類型理論[genre theory]。無論如何，烏托邦是人類“不滿而頑強希望的歷史”，是人類生存鬥爭的潘朵拉。打開它，樂觀革命者見到今日烏托邦即可能是明日的現實，悲觀批評者則論定烏托邦主義最後為了避免極權平等勢必走向階級區隔深化的歹托邦[dystopia]。烏托邦既是天真不可實現的，如蘇聯解體後新自由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者視為烏托邦；同時也是無知妄想的，實現後將為人類帶來惡夢，如歐威爾的《1984》和《動物農莊》。

烏托邦的模糊性來自其字源，“u” 希臘字源意味著“ou-topos”，即無地方，接近英文的”a-topia”，“u”也可解釋成eutopos，意味著快樂美好。烏托邦論隱含著無地方、無時間、不存在溝通困難等元素。在建築上，希臘字源的兩個無法分割的意涵很自然地被統一了，建築無視空間條件（無地方）完成自己夢想（愉快美好）的模型。其次，無時間為無地方之神話運作所需，人類喜歡從古老傳說或者遙遠未來建構起源和所向往之地的連結，借古諷今，或以來者取代現世。最後，烏托邦有著神奇的“不存在的溝通”[nonexistent communication]，這讓烏托邦穿越時空地點成為可能，人們不用考慮實際的溝通方式，植物、動物，不同種族的人們可以自由交談與分享來完成夢想。

中國的烏托邦很早就被文明理性的城市規劃所取代，而西方烏托邦歷史是文藝復興時期資產階級革命的產品，在十八世紀達到高峰，在十九世紀實驗，在二十世紀後成為歹托邦，成為自己的反證[anti-utopia]。烏托邦的一般特質總是負面的，孤立和自我滿足（相對於溝通和自由貿易），完美的制度（冒著極權主義的危險），邊緣化或放棄家庭（違反現代社會的核心家庭構成），著迷於空間和個人的同一性，全能指導和宣傳以保障信仰的標準化。然而反烏托邦的批評也是烏托邦歷史的共同作者，在短短的二十世紀，以歹托邦結束烏托邦，階級區分替換了古典烏托邦主義的極權平等傾向，電子世紀的全球化淨化了所有意識型態與未來學，一切皆被抹平，包含抹平對體制改革與空間改造的希望，哀嚎迎向註定消滅理想的世界。

二、淑世與建築[Ideal and Architecture]

在沒有建築介入之前，淑世的烏托邦主義還算美好。孔子弟子整理的《禮記；禮運》的開章〈大同篇〉當可視為世界最早的淑世理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同世界非憑空產生，社會關係在空間中形塑，空間中瀰漫著社會關係，所以禮記中也描述坐行起居、建造祭祀的法則，記述建築以房舍建設順序（曲禮下）、夫婦居室的位置（禮器）、宗廟廳堂的高度大小（曲禮下）等。柏拉圖要假借消失的亞特蘭提斯來構想久遠過去的盛世，孔子則是藉著崇仰昔日輝煌盛世的來感嘆當世文化的陷落。借古思今，利用歷史構造未來，這是建構在時間上的烏托邦。

老子則爽快多了，不需借史嘆今，他直陳理想世界乃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他描述的返祖生活的景象，不正是西方無政府主義社區的原型？不正是現代城市規劃對於社區生活的構思？繼承老子思想的莊子，其《胠篋篇》，則可看成對理性文明烏托邦主義者的批評。文明烏托邦主義者所論及濟世學說、典章制度，禮教法律，本為世人謀取更多福利，卻被世人誤用或奪取，造成更多違反道德的行為與天下亂源，是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至聖者嘮叨說教建立的一切無不成為大盜的守護者而已，舍樸實之民而親士之佞言，“哼哼已亂天下矣”，因此“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才能返樸歸真。與其說莊子是浪漫主義者，不如說他是個樸素的現實主義者，一個反烏托邦主義者，批判仁義禮法的統治技術與工具論。

相對的，法家重視實際的統治技術。墨子在《卷六》提到“節用”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淑世/建築法則。建造房舍的法則該如何呢？墨子提倡，房屋四壁可以御風寒、屋頂可以抵擋霜雪雨露、屋內清潔可供祭祀、牆壁可以男女分隔生活則已足夠，其他增加費用並不會增添民用便利，聖王便不會去做。若是統治者放縱私慾、鋪張浪費，超出了實用範圍，百姓便會群起效法，於是風俗變得輕薄、社會便會混亂。因此“節用”不僅是建築法則，也是將建築視為統治技術的淑世示範。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高度治理技術使得烏托邦建築不容易出現，我們熟習的“烏托邦主義者”多是淑世不成的喟嘆，如屈原的《楚辭·九歌·湘夫人》或者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國城市規劃比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才走向理性/幾何的城市規劃早的多。古代中央集權的郡縣治，城市職權與管轄權相關，理性與統治技術是城市規劃主要原則。城市規劃學說可散見於《考工記》、《商君書》、《管子》、《墨子》等典。《考工記》確定了“都”、“王城”和“諸侯城”的三級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區和道路系統等。《商君書》論述了某一地域內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農田土地分配的適當比例，以及建城、備戰、人口、糧食，土地等相應條件。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強調戰略思想和整體觀念，城市與自然結合，嚴格的等級觀念，如《考工記》¹中對周代（西元前1046-前256）的城市建設有明確的記載，城的大小因受封者的等級而異，城內道路的寬度、城牆的高度和建築物的顏色都有等級區分，其關於王城的記載中寫道：“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管子》一書反對商周以卜卦選址，認為“凡力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乃為立都原則。中國的淑世理想就是建築技術，是政治治理技術與庶民生活的同一。

三、文藝復興前的烏托邦[Utopias prior to the Renaissance]

在西方，柏拉圖假借蘇格拉底之口，於《理想國篇》²一書中勾勒了理想國家[just sate]與理想人[just man]的典範，認為完美的社區應該是5040人，每日的生活方能完美與協調，他的“人本原則”遠早於西方都市發展理論，他不需要任何建築構想，只需要一個制度計劃，此理想國由“視力清晰的哲學家”治理，由於哲學家對於各種學科之愛，及具有帶著優雅與合宜的心靈，使得他能夠看見永和的實在─理型，他同時是真理與智慧的愛好者，有良好記憶，藐視生理的快樂，節制不搜刮金錢，大方有勇氣，正義及文明之人，一位以德性淨化自身的哲學家，是城邦統治者的不二人選。然而就最嚴格的建築烏托邦的定義來說，希臘的建築師與城市規劃者希波達莫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可能是第一人。在他的理想幾何城市中，有一萬自由男性公民，包含服侍的女人、奴隸和小孩共五萬人，社會分成三個階級（武士、工匠和農戶）和三種土地使用分區（神聖的，私有與公有）。建築於焉出現了，在神話和歷史之間，作為知識的元素出現了。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莫摩斯》³（[Momus]，挑剔之人）構想裡，丘比特負責建構世界，而委交由建築師執行。從柏拉圖到湯馬斯·摩爾[Thomas More]的出現，西方的烏托邦沉寂了兩千年。信仰取代了信念，追隨上帝得永生，追隨著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⁴，追隨著最終的天堂（而非實體建造）耶路撒冷。烏托邦是心靈，內在的，無需外在的計劃和空間構成，藉著強化十字軍東征的神話，朝聖者邁向聖地，追求信仰的旅程本身就是烏托邦，並且超越了以空間土地為最終歸屬的烏托邦。這階段也是建築最大的史詩旅程：從修道院的建築邁向天主大教堂的建築，烏托邦啟發了人們追尋互助生活，慾望以建築大結構來強調律法地位和市民全體[civitas]的象徵。

四、文藝復興時期的烏托邦[Renaissance Utopias]

1516年湯馬斯·摩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出版⁵之際，世界進入大航海時代，數學成為主宰世界的科學，米開朗基羅和達文西都迷戀科學式的創造，達文西甚至還設計過一個兩樓城市，上層通行貴族，下層則為下人、交通和商業所。摩爾出生英國倫敦，14歲就進牛津深造。時值歐洲藝術復興時期的高峰，麥哲倫證明地球是圓的，哥白尼發現地球不是世界中心。摩爾年輕時欽羨柏拉圖描述的理想國，成為律師和國會議員後一直為平民打官司。英國大航海時代開始，當時羊毛利潤遠高於小麥，地主將佃農趕出農田，圍起柵欄，數萬農民失去生工具與土地，史稱圈地運動。對摩爾來說，船與羊[ship＋sheet]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利器，他感嘆說：“綿羊本來很溫馴，現在卻兇猛的要吃人”。在他挺身要求英國亨利七世減免稅租時，被強迫退出議會。爾後，他嚮往美洲印地安人的原始生活，認為共產是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辦法。他假借《阿美利加遊記》中的航海家，虛構了一個半月型之島，裡頭生產資料共有，強調勞動與手藝，每個人都需要在農村工作兩年，每天工作六小時，公有食堂，人人平等，十年抽籤一次換房。這個美妙之地，金銀全無價值，被拿來作為馬桶和罪犯身上的枷鎖。他因反對國王成為宗教領袖入獄，不久後被處死。

在《烏托邦》出版後的七年，意大利的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出生，他個性堅烈，崇仰上帝反對教會愚昧，晚年仍不遺餘力的反對西班牙的統治。他人生大部分的的時間都在獄中度過，多次被捕入獄，前後近三十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消磨其志氣。監獄的修女偷偷給他筆，他以受嚴厲酷刑的身體每天幾行字的速度寫完《太陽城》⁶一書，是良知知識分子獄中札記的創始者。16世紀是意大利宗教裁判的重災區，康帕內拉17歲時就與教士爭辯：“難道經書說沒有新大陸，哥倫布就沒有發現新大陸嘛？”。他察覺到當時社會巨大不公，那不勒斯人口七萬，卻只有一萬五六千人從事勞動，其他人都是不勞動的嗜血地主，如何改變的答案就在他寫的理想世界裡。書中描述的城市景象是他真正信仰純善的上帝之城，由低到高七環構成，統治者為“司祭”。書中寫道：“太陽城裡的居民都是富人，但同時也是窮人，他們都是富人因為他們公有一切，他們都是窮人因為他們沒有私有財產”，“他們使用一切財富，但不為財富所奴役”，主張按需要分配的平均主義。在書以拉丁文出版後五年，他才走出監獄，死前寫下令人動容的十四行詩：“僅把高傲、無知和謊言，放在我從太陽哪裡偷來的烈火中銷燬吧！”

這時期烏托邦的思想有共通點，其一為旅程，摩爾要借航海員出海，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則要“幾乎穿越地球”才能到達。法蘭西斯·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New Alantis]⁷則得在太平洋漂流，這是現實主宰一切的時代：剝削、殖民和文明共存。其二，烏托邦創造了城市，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基於理性、社會秩序和公共衛生所建，和諧的家庭與社會關係是理想城市所欲，烏托邦城市構想是當時人們想像純淨的，乾淨的，幾何的城市的文化產物。其三，烏托邦是政府的一種形式，制度是維持某種特定價值的方法。其四，烏托邦強調指導，孩子必須從小必須接受良好教育，培養良好態度，閱讀經典，歷史就是未來最好的課程，歷史學成為教育中最重要的基礎，所有的經驗和知識都應該轉化成論文，被寫下來而不僅是腦中思考。其五，烏托邦假設了一個封閉的，或者更好的中心主義形式，以中心性來維持和諧、神學和寰宇主義的統一。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於1436年完成的佛羅倫斯聖母百花大教堂正是根據Francesco Doni⁸的星形烏托邦城市的中央神廟構想，真正實現了星形烏托邦城市的則是意大利建築師Vincenzo Scamozzi，於十六世紀威尼斯共和國時代完成。中心性不是烏托邦的，而是基於理性思考，看起來矛盾，正是由於中心性可於地表上呈現統一性，是故無需收錨啟程遠渡重洋了。儘管烏托邦是發生在烏有之地的夢想計劃，從此卻有著屬地主義的特性：真實存在過的城市，理想的城市。

五、十七世紀的烏托邦[Seventeenth Century Utopia]

從建築的角度看來，1627年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書中描寫的Salomon’s House是最具原創性的，於1683年於牛津建成，是倫敦皇室協會推廣自然知識，和啟發後世建造科學研究中心的先行者。因為科學與技術可以減少世間邪惡，為世界帶來好處，有著雕像畫廊之神廟博物館作為科研示範是如此適合。延續科學現實主義，烏托邦走向不同的發展，一方面，科學主義強調原創性的與現實主義，將烏托邦限制於基於歷史現實產生的未來想像，二來，當時人們崇拜奇想，如科幻小說大量出現。烏托邦對於現實的批判和希冀更好的世界，被轉化成腦中的科幻世界，烏托邦變成藝術品，成為對昇華以及人工製造“奇妙”能力的測試。

六、改革者的十八世紀[Reformist Eighteenth Century]

十八世紀的西方世界，小說、寓言故事、奇想小說和想像的旅程書籍出版暴增，在1789年前總數約有一萬多本。這時期的烏托邦指的是想像旅程，政治小說和夢。建築開始討論秩序之必要，將風格從形式主義中拯救出來，成為理性主義者更新版的巴洛克。烏托邦已然失去其“社會計劃”的內涵。建築師開始有不同的派別稱號，“前浪漫派”有點無聊，稱之為“啟蒙主義的建築”又不合當時脈絡，稱為“革命的建築師”顯然於歷史不符，他們是法國革命的受害者而非鼓吹者，也許仍是烏托邦主義者比較合適些，因為他們透過建築計劃提供未來的理想內容。建築史學家常將此時期的建築烏托邦主義分成三種類別，Carlo Lodoli（建築理論家、教士和數學家）代表烏托邦理性主義，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代表了烏托邦古典主義，Étienne-Louis Boullée和Claude Nicolas Ledoux雖然非常不同，但可被歸為“形式的幾何烏托邦”。在下一個世紀工業和不平等世界降臨之前，烏托邦經由樸素─新古典的純粹風格，達成某種理性美學上的歡愉狀態。

七、十九世紀，平等和工業的烏托邦[Utopias of Equality, Utopias of Industry]

十九世紀是歷史的，現實主義的，國族國家興起和樂觀主義的世紀。歷史上最有意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誕生了，各自提出了社會革命的方案，以工業、教育、科學為核心，來解決因工業資本主義興起造成的勞工條件惡劣，貧富不均、土地私有化等問題。傅立葉、歐文、聖西蒙等空想主義者無疑為後來馬克思與恩格斯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做了理論與實踐的準備。也可以說，這是烏托邦主義者的建築時代，是故建築師也無關重要了。現代西方的社會主義，幾乎是與資產階級革命一起發生的。這股思潮曾在歐洲、亞洲引發革命，或為福利國家的模型，或為今日我們正享受福利制度。生產資料共享與財富重新分配，解決私有制的問題未曾成功，但沒有先驅者們的實踐與自我犧牲，烏托邦仍只是小說的名字。

聖西蒙[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出生於法國封建貴族家庭，15歲封為貴族，17歲美國獨立戰爭發生時，他自願參加獲華盛頓勳章。之後他覺得改變世界不能透過戰爭而是需要研究人類理性的進程，是故戰後遊歷歐洲汲取知識。1789年法國革命爆發後，聖西門參加革命並放棄貴族頭銜，稱自己為公民包姆，支持國民議會，推翻皇權與貴族，並拒絕被人民推舉為市長和國民禁衛軍隊長。革命成功後，三分之二的土地仍屬於教會、貴族和資產階級，那時一名不文的他，經營房地產成為大富豪，40歲後的目標是努力學習物理學與政治學，自然科學，但也因為他終日設宴款待教授，財富日益萎縮，最後一貧如洗窮得在當鋪當繕寫員，白天工作九小時，晚上立書著作。1802年開始寫作，出版了《一個日內瓦扎民給當代人的信》⁹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把窮人應對富人寬宏大量作為一條基本原則，結果不得溫飽的人每天還要省下一部分資源來為富人們錦上添花。”，他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要被理想社會替代。1803年，在他以前的僕人的資助下，出版《新百科全書》，他夢想由工業家和知識分子取代貴族與貪婪商人，重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他流落街頭，體會民間勞工狀況，走向探索社會主義之路，期間出版《實業家問答》、《論實業制度》，最後一部《新基督教》明確以歷史觀點分析了共產的必然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指出聖西蒙是歷史上第一個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虔誠信徒、實業家、社會主義理想者三者的認同成為聖西蒙的人格魅力與哲學來源。“社會主義”一詞，最早乃由聖西蒙所提出。“貪婪之手”是聖西門用來形容人類的貪婪本質，必須透過教育漸漸根除這種思考和行為的方式。他提出了一套“實業制度”思想，以協作社為基礎，將使大多數無產者擁有財產，以使無產者能出色地管理財產，並且保證每個人的勞動權，任何人都應當勞動，都要把自己看成屬於某個工廠的工人。他認為偉大的道德就是改善人數最多最窮苦階級的生活。他指出：“全人類應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個人在社會關係方面只應把自己看成是勞動者社會的一員。”

聖西蒙眼中的“協作社”是統一的計劃經濟，最終要在歐洲與全世界實踐這種統一。聖西蒙是他那個時代中最接近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他的門徒將聖西蒙變成一門宗教派別，流傳至歐洲與美國各地則是鬧劇。

被恩格斯譽為“世界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是位法國自學的商人之子。在晚年的時候每天中午準時十二點都會待在家中等待他口中的“候選人”，等待他的法倫斯泰爾[phalanstère]的贊助人。有人相信他是在巴黎看到拱廊街而啟發他的法朗吉原形，起碼，班雅明聰慧的將他與巴黎拱廊街作為那個時代的兩種同時出現的時代精神：拜物教聖殿與社會主義公司。¹⁰ 這是歷史上第一個有確實空間構想的計劃，他所構想的和諧社會基層單位是法朗吉，一個生產─消費單位（農工協作社）。它所經營的是農業，同時也從事各項工業，共同生產的收入在全體成員間分配，按勞動、技藝與才能給予報酬及股東利息。成員按照自己能力得到所需要的空間與食物。與歐文和聖西蒙不同，法郎吉是一個有良心的股份公司，今日流行的說法是社會企業。成員都住在法倫斯泰爾裡，一個整合都市與鄉村特色有組織的建築體，理想上由500-2000個人所組成。建築包含三個部分：一箇中央區域與兩個側翼。中央區域設計給安靜的活動使用，包含了用餐室、會議室、圖書館與研究室。一邊側翼設計給勞動與吵雜的活動使用，像是木工、錘擊與鍛造，此側翼也同時設計給小孩使用，考慮到他們在玩樂時也是吵鬧的。另一側翼包含了商隊旅館，有著宴會廳與禮堂提供與外地人會面時使用。外地人要進入法郎吉參觀或拜訪公社居民時必須支付一筆費用，這筆收入用來維持法朗吉的自主經濟。法朗吉內也有私人公寓與許多社交廳，同時，強調男女平權，認為傳統住宅是放逐與壓迫女性的場域，甚至提出“公妻”，他相信透過公社中的形塑，性別角色將會有所進步。傅立葉與另兩位烏托邦主義者聖西蒙和歐文提倡的公社制的社會主義非常不同，它是一個分散的集合，類似老子的“小國寡民”的邦聯。傅立葉喜歡用數學（以為是科學表述）來表達甚至有點荒謬的計算推論，從《四種運動論》到《宇宙統一》，相信人有12種熱情，造就了810種人格特質，所以一個理想的法朗吉應該有著恰好1620個人，然後形成一個法倫斯泰爾社區。有一天世界上可能會有600萬個存在，由“世界法倫斯泰爾議會”寬鬆的統治著。他最完整的一本論述是他在提出法倫斯泰爾設想後於1827年出版的《工業的和協作的新世界》。

他終身宣傳理想不斷，儘管個性孤傲不喜社交，然而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只一次援引過其著作的某些定義，如工廠為“溫和的監獄”，將資本主義推斷為“多血癥的危機”等。他寫過的一句話在今日世界顯得無比真確：“貧窮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長，從富裕中產生貧窮。”世界發現了約40座的法倫斯泰爾，特別是建於1820—1850年間美國的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¹¹

歐文[Robert Owen]為馬具匠之子，出生貧寒，但18歲就遊歷歐洲，成為大企業家。他於1799年買下蘇格蘭紐納克[New Lanark]工廠，推動工時限制，失業工資補助，禁用九歲以下的兒童。工廠利潤豐厚，他是第一個思考到“剩餘”分配的經理，甚至舉辦勞工教育，為十歲以下的兒童開設了託兒所、幼兒園和小學，為從事生產的少年建立了夜校。此工廠並於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1824年，他帶著十五萬美元渡海至印第安納州，買下三萬英畝地，招募1200人，實踐他的社會理想試驗─“新和諧公社”。所有人皆居住在一幢正方形的大型建築中，中心為會議廳、學校、圖書館，圍繞中心的圍牆建築則為住宅、醫院、招待所，由花園圍繞，最外圍為農林牧、工廠，這無疑是霍華德花園城市參考的原型。每個家庭應有自己的私人公寓，幼兒在三歲以前完全由父母照顧，之後由公社扶養，父母將可以在用餐以及其他合適的時間見到孩子，兒童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商店提供一切商品，所有人都要參加聯合勞動，消費、財產以均等為原則。成員要至農場工作三年才能成為正式會員。公社裡的每個人在15歲後會收到按所需而定的薪資。1828年耗盡歐文所有資產的新和諧公社瓦解。1829年，60歲的歐文成為工人運動的領導者，馬克思出席了他80歲的演講，讚許他“已踏上革命的道路”。

歐文的思想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在生產過程中“僱主把僱工只看成獲利的工具”，他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罪惡，指出“私有財產是貧困的唯一根源”，他的策略則是工業發展，有一天會將體力/智力的區分減少，工人會進步，成為社會的主角。他夢想著“這些城鎮應該在數量上增長，成千上百個將會形成聯邦式的聯合公會，直到他們以共同利益擁抱整個世界。”

八、二十世紀，都市論的烏托邦[Urbanism Utopia]

未來的想像先於未來，烏托邦是在現實之前，而非之後。一方面，建築烏托邦在二十世紀初還延續了十九世紀的夢想殘餘，反抗土地資本化。另一方面，對於某些都市論者，除非人類城市變成廢墟或空白一片，他們的夢想永遠無能實現。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餘燼對抗泰勒式生產，是嬉皮對抗工程師的鬥爭。然無論何者，建築師解決都市問題的方案，透過拉高樓層，廣連區域，讓城市如同大樹可更替循環，還是使用天空、海洋，都是將都市與人口問題變成形式與計量問題。十九世紀的烏托邦主義者的建築，其價值理性在於解決分配不公與土地私有，建築作為工具理性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已。然而，偉大的都市主義者卻將建築當做價值理性本身，就算巨型城市真如期所願，人們要如何住進華廈？誰來分配？都市主義的烏托邦與其說為人類提供了珍貴的思想，不如說，他們提供了人類歷史一場最高級好萊塢電影式的觀影經驗。

1910年美國錢伯勒斯[Edgar Chambless]發表了《路城》¹²，原初版本177頁，鉅細靡遺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建築：一條綿延不絕的線性城市。“躺下來的摩天大樓”，他腦中設想，若以水平取代垂直，傳統摩天樓所受的鋼材張力限制便消失了，因此路城將可以超越當時摩天樓技術一百層樓高左右的極限，綿延數千、數萬層(水平上的)，甚至上千英里。完整的路城規劃包含：地上兩層，兩個房間寬，頂樓層是由冬天透光、夏天遮陽的特殊玻璃遮蓋的步行廊道，設有腳踏車與溜冰專用道，學校、醫療設施、娛樂設施、商店以及發電廠。二樓則全部是住家，備有飲用、使用水分離的兩種水管，瓦斯、電話以及恆溫空調與熱水器等設備。一樓為製造業、輕工業場所。地下三層皆為鐵路，短中長途火車有各自的軌道，公共管線也同時設置在地下一樓。而城外的兩邊是公共的農地，使路城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在1893年，由於J.P.摩根挾其龐大資產操弄了喬治亞州的鐵路建設，錢伯勒斯和其他小投資人失去了他們的畢生積蓄，這讓他開始思考資本家是如何利用交通運輸與地價來剝削一般人。錢伯勒斯雖然因此痛恨大企業與資本主義，但他也堅信熱愛科技與效率可以解決人類困境。在路城裡透過其特殊設計與先進科技，人們可以跳脫終其一生在固定區域做著一成不變的工作的命運，“一個人可以在做了三小時的鞋匠後，下樓搭火車到另一個地方種番茄。”他想像。居住單元內有著先進設施，中央廚房自動送餐到家、透過渠道的集體洗碗洗衣系統，洗淨後自動送回、連接中央馬達的吸塵器等等，他聲稱這些“可讓女性獲得自由”，他受夠了當時社會上女性做家務勞動才是美德的觀念，相信科技可以使女性角色得到解放。路城構想在當時受到相當的矚目，吸引了專家來幫他解決某些技術，最著名的是愛迪生[Thomas Edison]研發了一種防火、防蟲的混凝土，並將這項專利捐贈給路城使用。路城是個科技烏托邦，但令錢伯勒斯想不到的是，百年後的人類文明科技超越他的想像，但高鐵依然昂貴，交通建設仍掌握在大資本家的手裡，百姓生活的苦難未曾減少。

1922年應秋季沙龍展[Salon d’Automne]之邀，柯比意[Le Corbusier]提出為三百萬人口規劃的城市鳥瞰圖，媒體稱為未來城市，他自己喜歡稱為當代城市[une Ville Contemporaine]，其主要概念總結在他出版的《明日之城市》¹³一書。他認為直線比曲線有道德，當巴黎被豪斯曼“摧毀”了無數彎曲狹窄的舊街區，他讚揚著這讓聖母院更顯光輝。在他偉大的構想裡，房屋別墅[Immeubles Villas]單元，是有著六十層樓高鋼骨結構與玻璃帷幕的十字形摩天樓，保證四面採光，提高人口密度，拉大建築間的距離，使城市容納大量人口之餘還能有大面積的綠地，在遠離市中心的綠地中散佈著一些較小型的住宅。市中心是一個巨大的交通樞紐，公車、火車站、高速公路彙集甚至停機坪，讓商用客機也能在摩天樓頂樓起降。分隔行人通道與汽車公路，並大力推崇汽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汽車當時才剛開始要普及化)。他希望法國能引進美國的泰勒主義與福特主義的工業精神，重構法國成為有效率的社會。他於1920-1923年間在期刊L'Esprit Nouveau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並在其後集結成書《邁向新建築》[Vers une architecture]¹⁴，他認為要避免革命的爆發，社會重構是必要的，並喊出其歷史名言：“不建築，即革命”。1925年他提出具體改革巴黎的計劃“Plan Voisin”，剷平整個塞納河以北的巴黎市，以他的“當代城市”的十字摩天樓取代之。此計劃馬上遭到法國的政治家與企業家的大力批評，然而也引起了人們開始討論如何解決巴黎擁擠、髒亂的問題。1935年他提出了光輝城市[Radiant City]構想，維持高樓與綠地的設計，不同之處在於建築改以線性的方式排列，整個藍圖有著抽象的人體形狀，包括頭、脊柱、手與腳。受到工團主義運動[Syndicalism]的影響(他在1930年加入)，光輝城市拋棄了先前以經濟階層分配住宅的概念，改以家庭大小分配，而在這些線性建築的每個轉角，集中了醫療、教育、託兒所等公共設施。柯比意的都市主義從未完整實現，但他為阿爾及利亞做的都市規劃以及法國的馬賽公寓中，可以看見這些理念的部分。他是位嚴格理性主義者，他的形式主義從來不缺批評聲浪，他一生投身於建築，寫文章、編雜誌、組織國際建築團體，都是為了宣導他的新社會觀，試圖以建築達成社會改革。他曾說過：“革命不是在革命的路上，革命是為了解決問題。”意大利建築史學家塔夫立[Mafredo Tafuri]對他最嚴厲的批評是：中產階級的贖罪精神，終將烏托邦計劃變成了計劃的烏托邦。¹⁵

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可說是逃離都市工業主義最為基進、固執也最具影響力的一員。他說：“工業文明所產生的城市終將毀滅，他們是病態價值的後果，為了追求城市的強健，新的價值需要在新的環境中被認定。”。1932年萊特受紐約時代雜誌的評論邀請，以他的“廣畝城市”[Broadacre City]反駁他著名的對手——柯比意和他的光輝城市。從1932年首次提出後他持續堅持直到1959年離開人世。在1932年出版的《The Disappearing City》¹⁶一書中第一次完整、清晰且樂觀地描述了這個規劃。他寫道：“想像寬敞的高速公路、巨大的道路，他們本身就是偉大的建築物，穿過各種服務站，不再影響城市的容貌，拓展了城市的舒適。他們既分散又聚合、聚合又分散，整合起多元的單元，農場、工廠、街邊市場、田園學校、住宅區，這些地方充滿歡愉和悠閒。這些單元井然有序地分列在每個市民住家為中心的150英哩內，所有的市民可以輕易地透過汽車或飛機，擁有所有類型的產品、分配、自我成長和娛樂。”。1935年出版的《Architectural Record》中他繪製了廣畝城市的圖解，同年於洛克斐勒中心展出模型。此概念在30年代的確引發許多討論，但僅有R.W. Lindholm Service Station加油站是依此構想在1956年建造完成。萊特的概念影響了美國郊區蔓延的城市史，1943年萊特遞交了一份市民請願書，由64位知名的支持者共同簽署，其中包括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杜威[John Dewey]和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他希望能見到資金注入這個計劃來改變美國城市風貌，當然美夢始終未成真。萊特其實沒有自己想像的離柯比意太遠，無論想像都市人口密集或是分散，新社會中的人，與其生產的新社會關係不是這兩位大師考慮的首要因素。

六十年代，世界範圍的革命風潮，從中國的人民公社以及法國的學生運動都為夢想者提供了舞臺。建築烏托邦者在思想伴隨著第三世界的解殖運動與激進思潮，提出了反對都市論者的空間控制論點的主張。

1964年英國建築師Ron Herron在前衛建築期刊《Archigram》上發表了巨型、自給自足且有機動性的機械巨型結構，《步行城市》[Walking City]，智慧地可以自由行走在地球上，移動到任何有資源或製造能力被需要的地方。多個步行城市可以互相連接成一個更巨大的“步行都會”，組合時居民跟資源可以在其中流通，而當這些集體力量不再必需時可分散開來。步行城市消除了政治上國界與地理上山陵河流的界線，允諾未來遊牧式的生活想像。Ron Herron如同敲打世代[Beat Generation]的凱魯雅克[Jack Kerouac]名作《在路上》的建築版，嬉皮的迷幻機器世界。身處冷戰脈絡，是“生存科技”，設想了核武戰爭過後可能的生存方式。為了計算出城市的下個去處，所有步行城市都共享一個資訊網路，看來與現代的互聯網相似。在許多科幻小說中也可見步行城市的影響，例如美國作家Kim Stanley Robinson 1985年的《關於白的記憶》¹⁷和1996年的《藍火星》[Blue Mar]，這兩部小說都寫到一個沿赤道軌道圍繞水星移動的巨型城市。英國作家Philip Reeve的《靈魂機四部曲》¹⁸中，描寫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牽引城市”[Traction Cites]，但成為戰爭機器，它們互相吞噬以獲得燃料和其它資源。

Superstudio1966成立於意大利佛羅倫斯，由克利斯蒂阿諾·託洛多·迪·弗蘭西亞[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1941-]、詹·皮埃爾·弗拉西奈利[Gian Piero Frassinelli, 1939-]、羅伯託·瑪格利斯[Roberto Magris, 1935-]、亞歷山德羅·瑪格利斯[Alessandro Magris, 1941-]、阿多佛·納塔里尼[Adolfo Natalini, 1941-]等人組成的建築團隊，與Archizoom¹⁹一起掀起了意大利六十年代晚期的激進建築運動，發表的計劃常以小說、有故事的插畫以及照片蒙太奇的形式呈現，內容為具有批判性的隱喻，透過使用流行的大眾文化圖像與消費文學，試著消滅當時建築界的常規，對現實與設計的否定與拒絕。“綿延紀念碑”是他們最詳盡且極致延伸的嘗試，建構總體城市化的世界。他們想像的“烏托邦”是在不久的將來，所有建築都會透過單一一種行為建造，一種能夠闡明一切動機——包括人類建造之石墓、石柱、金字塔以及追蹤沙漠中的白色線條的單一設計。他們構想白色網格狀的高架結構將是未來的唯一建築，隨著時間演進最終將覆蓋整個星球，地表變成無特徵的白色光滑沙漠，隱喻嘲諷西方城郊單一無趣的建築樣式。更進一步來說，他們批評全球化吞沒全世界的差異，且敏銳地預言了全球都市看起來都一樣，地方性逐漸被抹除殆盡。藉由將都市化、全球化在意象上推到極致，警告我們如果不回頭審視當今枯燥單調的都市計劃準則，世界有可能變成什麼樣貌。正如Natalini在1971年的反設計中所言，“如果設計活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面對最根本的需求，那麼我們必須拒絕設計—即使不再有建築‘作品’，我們仍可以生存——拒絕僅僅刺激消費的設計，拒絕為資產階級的社會模型提供清單的建築，拒絕延續著不公正的社會分化的城市規劃。”²⁰

亞洲則以日本為首，有著科技嬉皮與革命者的雙重特性。日本經歷二戰後衰頹，60-70年代是經濟成長的顛峰期，政治社會劇烈變動，安保運動、反越戰、激烈的學生運動以及成田機場擴建衍生的環境議題抗爭，動盪成為追尋理想社會的背景。1960年東京舉辦世界設計大會[World Design Conference]，代謝派以“未來都市”為主題，在《Metabolism／1960》一書中提出強烈宣言式都市主義論。1961年丹下健三提出《東京計劃1960》、1958年菊竹清訓提出《海上都市》、1960年磯崎新《空中都市》、1961年黑川紀章的《螺旋城市》[Helix City]。這批由丹下健三與其門下學生創造出的各種理想城市原型，設法在土地不敷使用的情況下向天空或海洋發展，將建築與城市視為可變動的有機生命體，讓建築能不斷生長更替，型態由核心向外蔓延，猶如植物枝蔓與工業複製體的結合，代謝派的歷史可是從建築的生物機械[Bio-mechatronics]邁向建築仿生學[Bionics]的嘗試。1970年代大阪萬國博覽會是代謝派建築發表的巔峰。

黑川紀章所設計建造的中銀艙體大樓是代謝派建築最具代表性的實例，在400平方米的基地上樹立起中軸，並以140個2.3＊3.8＊2.1米立方的正六面艙體依附在核心柱上，與集裝箱公司合作，統一預製的艙體包含完整的衛浴設備、儲藏空間與單人床，可鎖固在中軸柱上的單元，依照需求增加或減少，不僅顯示日本在工業製造的高度成熟，也代表了代謝派視建築是具生命、有機變化，新陳代謝的的仿生觀點。然而，中銀艙體大樓一如他1976年被推倒的新力大樓，面臨將拆除命運。他也曾提出杭州地下城規劃，預計在基地下挖三十米，形成邊長300到450米平方的方形基地，護牆有道路，下面有兩層商業街，底層是停車場，護牆面對外部，所以陽光也可進入，通風無窒礙，下挖三十米建高層住宅，屋頂與地面同高，屋頂植樹作為公園，因競圖第二名而無法實現。在他為哈薩克斯坦遷都計劃與中國鄭州東區新城卻實現了他晚期對生態城市的想像。

被稱作日本建築界的切·格瓦拉的磯崎新出身於實業家詩人與雕刻家共組成的家庭，師承丹下健三，是代謝派早期成員。他所提出的“空中都市”向天空爭取空間，如大樹般增長空間的交流網絡，透過枝幹(傳輸道路)連接葉片(居住空間)，城市空間立體地蔓延且有機地生長。連結、傳遞是磯崎新想像的核心，不論空中都市、斯科普里城市規劃、新宿計劃、丸之內計劃，單元間連結的方式是這些方案的關鍵。70年代隨著現代主義的瓦解，磯崎新對於連結、網絡的看法伴隨著科技發展有了新的思維，於大阪萬博節日廣場作品“電器迷宮”將貨物與人員的運輸聯結推進到資訊傳遞的層次，而後提出的“電腦城市”概念將電腦科技植入城市發展，電腦輔助設施擴展至整個城市，之後他似乎從城市規劃陣營中撤退。20年後，1993在中國珠海政府的委託下磯崎新提出的“海·市”計劃，是自60年代以來對烏托邦的想像集合，對政府體制、國族、科技信息、文化的各種想法統合為一。“海·市”做為人造、自力的海上都市，在政治和國族爭鬥領域裡有機會成為亞洲共同體的中心機構，透過新型的資訊傳遞網絡連結亞洲與世界，資訊、政治、文化型態終將突破疆界，“海·市”計劃也意謂著在經濟與國族的雙重界線內海市蜃樓的不可能，而不可能正是從毀滅中重生的唯一機會。磯崎新老是希望於廢墟中的重生，1945年的美軍轟炸日本將兩座城市化為殘骸的毀滅記憶，一直是他創造慾望和他對體制習慣性反抗的根源。

九、歹托邦[dystopia]

迪斯奈[Walter Elias Disney]是最明顯的例子。1960年代初期，迪斯奈在娛樂事業上獲得巨大的成就，華特·迪斯奈並不就此滿足建造遊樂園，他憂心讓他的孫子們成長在一個與他創造出來純淨、無憂無慮的童話世界截然相反、骯髒失序的現實世界中，於是開始閱讀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及其他都市主義書籍，並著手規劃理想中的未來城市，提出了EPCOT計劃（實驗性明日社區原型，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 EPCOT）。計劃利用美國工業的最新技術，打造一座放射狀的城市，建築密度將由中心往外遞減。交通方面由單軌鐵路以及他所發明的“行人移動器”——靠引擎帶動的軌道，有了這兩種工具，艾波卡特內不需要任何汽車，避免了塞車及交通意外的發生。市中心為商業區，所有交通設施都在地下，中央是一棟三十層樓高的酒店與會展中心，商店、餐廳、美術館等圍繞在外。往外一層是高密度住宅區，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此。迪士尼特別強調其房租將是“平易近人的”。再外一層是“綠帶”，包括了公園、遊樂場、教堂、社區活動中心等城市設施。最外層是綠地中散落著低密度住宅。迪斯奈原先已在佛羅里達州買了113平方公里的土地準備實現計劃，然他於1966年去世，大部分構想都被拋棄，原址於1971年建成了神奇王國主題樂園[Magic Kingdom]，以及1982年開幕、以未來世界為主題的艾波卡特樂園。欣慰的是，只有買票才可進入樂園跟他夢想中明日社區差距不大，一個潔亮明媚的歹托邦。

出了迪斯奈樂園，現實則寫在戴維斯[Mike Davis]的書中。這位生於美國加州的作家、都市理論、歷史學者，最著名的研究是關於加州的權力與社會階層的分析。1990年戴維斯出版了著作《水晶之城》²¹，其中一篇〈洛城堡壘〉[Fortress Los Angeles]描寫洛城面臨新的階級戰爭，已經所剩無幾的公共精神在種種因素下被消解，城市公共空間殆盡。政策上及空間上遏制無家可歸者，除了警察驅趕以外，城市充滿威嚇性質的設計，如圓柱形的公車候車椅、高於頭頂的灑水系統、上了厚重鏈條鎖的垃圾箱；城市拒絕提供公共廁所，而是以私人機構中“半公共的、受管控的”廁所取代之，立法明定露營違法。複雜的保全系統、嚴格的人員進出管制、私人保全與警察共同再殖民了都市。當時市中心進行的大規模都市更新計劃，讓原本人潮聚集且大量被黑人與拉丁美洲族群所使用的市中心，變成商辦大樓、酒店與購物中心。戴維斯寫道“徹底剷除了與舊市區的關聯，避免與一切非洛城未來都市性的勾連，一個大規模空間性的種族隔離再製。”。包括學校、圖書館、商場的建築設計大多有著巨大的混凝土圍牆或鋼鐵圍籬，更不用說隨處可見的監視器與洛城警察了。同屬洛城都會區周圍衛星城市的情況沒有更好，到處都有堡壘化的私人社區：有保全管制的入口、私人與公家警察的雙重保安、夜間關閉的公園與運動場。具有足夠影響力的社區私有化了當地的公共空間，把它們與城市的其他地區劃分開來，“任何在夜間漫步於陌生社區的人，都面臨著來自持槍警衛的生命威脅。”。洛城警察局的全面管控：犯罪資料庫、直升機空中監視、監獄系統以及對於任何突發狀況準軍事化的應對策略，使其演進到成為一個宏觀的管控機構。但即使有著如此嚴密的公家警察系統，私人保全仍十分盛行，甚至變成了中上階級間彰顯財富與地位的象徵，普通有錢的人可能有著良好的居家保全，而那些真正富有的則隨時有保鏢在側。儘管戴維斯曾被其他學者批評為“痛恨都市的社會主義者”、“過度末日化的反都市思想”，但1992年爆發的洛城暴動——法院判定四名被控“使用過當武力”的警察無罪釋放，導致上千名對此判決不滿的非裔與拉丁裔上街抗議，最終引發一連串暴動，造成53人死亡，數千人受輕重傷以及1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這表示戴維斯在某種程度上預見了堡壘化的歹托邦容不下多元自由的社會。

當代人對“ 圖庫” 不陌生，現今較具規模的圖庫包括Shutterstock、Dreamstime、Fotolia或是最著名的Getty Images，提供了極大量的影像素材，透過不同的授權方式，攝影師可以將照片賣斷或抽取權利金。1989年比爾·蓋茲創立了家庭互動系統公司[Interactive Home Systems]，後改名為Corbis Corporation，他認為“將來有一天人們會用播放著影像的數位畫框來裝飾家裡”，公司的目標為儲存視覺媒體。1994年蓋茲公司有重大改變，他設想建立一套系統可以將歷史上偉大的藝術品直接發送到消費者家中，由此Corbis開始進行取得藝術品版權的業務，與許多美術館、博物館與圖書館簽訂合約。1995年，Corbis收購了Bettmann Archive這家成立於1936年，擁有超過一千六百萬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圖畫與藝術品的資料庫。在幾年後將這些資料的底片等正本移至美國賓州一座位於地下67米，由舊礦坑改建而成的先進地下儲存設施中，並開始將這些資料數位化。之後Corbis陸續收購了許多圖庫、新聞照片機構與藝術家的作品等，甚至是許多名人的人格權(Publicity Rights，大致上包含兩項權利：公開宣傳的權利；隱私的權利)，包括安迪·沃荷、李小龍、強尼·凱許、愛因斯坦等人。Corbis大約收藏了一億張影像與八十萬部影片，跟網際網路上的資訊量比起來不算什麼，但擁有的資料之品質與價值驚人。更甚者，它乃是一傢俬人企業，每當我們看到愛因斯坦吐舌頭、瑪麗蓮·夢露按著裙襬或是其他數不盡的經典照片時，比爾·蓋茲的幽靈都環繞在其後。更不用說那些Corbis沒有公開的影像資料，不論是美國南北戰爭、不知名黑奴在棉花田裡工作、甘迺迪、羅斯福、翁山蘇姬、曼德拉的珍貴影像，都深埋在67米深的礦坑中。Bettmann Archive的創辦人Otto Bettmann在蓋茲收購了他的資料庫後說：“他(蓋茲)現在擁有了一切事物的歷史”。樂觀地看，也許地球毀滅後外星人可在地下碉堡中找到人類曾經存活的歷史，悲觀地說，即使在資訊最自由的地區，還是必須懷疑我們究竟是看見了一切，還是隻看見了那些人家准許我們看到的？Corbis良好的保存了珍貴資料，但是一傢俬人企業擁有了如此大量應是人類的共同資產，一個資訊歹托邦終將人類歷史私有化了。

在臺灣，一個鋼鐵業起家的企業，以資本主義、工業製造、百貨消費產品逐步打造令烏托邦主義者都難以企及的“企業社會”。義聯集團成立於1978年，在臺灣重工業經濟高度發展時期，以鋼鐵產業奠定基礎逐步跨足至教育領域，1985年成立私立高雄工學院（後改名義守大學），義聯集團在南臺灣觀音山下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造城計劃。建立大學、中小學和學前教育的完全教育方案。2000年起，義聯集團將觸角延伸至醫療、休閒娛樂和房地產事業。在義大世界裡，居民居住在企業打造的“義大城”住宅區的歐式別墅，接受自學前教育至高等教育，並在產學合作下進入企業中就職，由集團經營的醫院、大型購物商場、希臘城邦情境為主題的遊樂園和職業球隊提供醫療、休閒、購物服務和工作機會。倘若過世，附近還有一做靈骨塔。這是一個包辦出生到死亡所有需求的迪斯奈人生樂園。

在中國，200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為了解決上海城市範圍擴張，發展不均、交通、汙染、房價等問題，提出了“一城九鎮”國際化新城鎮規劃的方案，計劃建立核心城市（松江新城）與聯結核心城的九個小型城市，並預計將各個新建城市建成各種國家風貌的型態。松江新城以其英式風格的泰晤士鎮而聞名，當地政府聘請英國建築師團隊，將其建造成鵝卵石覆蓋的街道、英式酒館林立和都鐸王朝風格的城鎮，甚至還立了一座邱吉爾的雕像。位於杭州的廣廈天都城，將住宅區打造成小型的巴黎市，雙斜坡屋頂、小煙囪甚至是艾菲爾鐵塔都如實呈現。位於廣東，由中國五礦公司推出的複製奧地利世界文化遺產村莊HallStatt建案在2013年提出，建設公司在當地填沼挖山將原始地景改造成歐式風格，並宣稱將為當地村民帶來觀光收入和工作機會。Bianca Bosker在其書《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探討中國的山寨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對於仿冒抱持著象徵主宰和征服的觀點，早在秦代便有先例，是實力的表現，炫耀具有重構世界的能力。²² 然而，十八世紀歐洲庭院裡流行的中國庭院與精緻茶亭不也一般？2011年華西村這座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舉辦了建村50週年紀念，已故的華西村黨支部老書記吳仁寶在他晚年，以極盡奢華的排場和一座高328公尺、70層樓高的摩天大樓向參與活動的50多個國家和超過170家媒體展示了號稱中國第一村的炫麗成就。70年代末期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絕大部分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華西村仍堅持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路線，在人民公社瓦解後仍採取五統體制（經濟統一管理、幹部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建設統一規劃）推行共產農村，並在此原則下招並周圍16個農村，使得原初僅不到1平方公里、人口1500人的農村擴大為如今三萬人口、30平方公里的大村莊。所成立的江蘇華西集團，以企業方式治理全村並投資各項產業，產業觸角伸及鋼鐵、紡織、旅遊和房地產等。華西村全體村民為股東，擁有富裕的生活，每戶配有別墅、進口轎車、每年固定的紅利和津貼、免費的醫療與教育，贏來天下第一村的美名，甚至將這個名聲傳至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銀幕上。華西村的繁榮發展皆在吳仁寶一家三代的掌握下，吳仁寶由黨支部書記退休後由其4子繼承，其餘領導幹部也皆為吳家後人，承繼了中國古代家天下的傳承。華西村對戶口制度防衛森嚴，多數帶著土地與華西村合併的村落未能享受村中心居民相等的待遇，遑論前來華西村打工的移民人口，在這生活的條件並不比中國其他地區來的優渥。華西村要求村民全心投入工作，並且物業共有，若要離開村莊得留下所有財產。若傅立葉知道他的理想可以在中國開出異花，不知會不會瞠目結舌從墳墓中跳起來歡笑。

現實中，最能實踐建築烏托邦主義者與烏托邦者的建築，是建築計劃失敗之後，例如大衛塔[Torre David]，是棟位於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市中心的45層樓商業辦公大樓知名建築師恩立克·戈麥斯[ Enrique Gómez] 所設計的45層大廈“託雷大衛摩天大樓”[Torre David skyscraper]。它原先預定作為商業金融大樓，卻隨著開發者的過世、經費不足而胎死腹中，成為無人居住的空屋巨廈，吸引了當地貧民入住，約於2005年起，人們開始搬進這棟廢棄的大樓，在未完工的大樓中隔間建立起自己的家，目前居民數高達3000人，超過750個家庭，儼然形成垂直型的貧民公寓大廈。這棟連電梯都沒有的大樓裡，人們想出各種解決方案因應垂直社區的需求，自行發掘獨特的方式打造共有的家，最初僅用窗簾或床單標示自己的家，慢慢地藉由現有材料搭立牆面，沒有固定物體或建材的空間，一步步使空氣流通、採光明亮，各層樓的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協調完成，最終成為共有家園。各層樓皆有小雜貨店或商店，各式各樣的小店遍佈在大樓內部提供服務，理髮店、建造工廠、甚至有教堂，停車場空間被改造成計程車停靠處，簡易的車輛接送貨物和人員，減輕爬上上坡坡道的辛苦。在30樓的開放空間中居民將未安裝電梯遺留的滑輪製作成槓鈴，成為社區共用的健身房，甚至建造了一座籃球場。公共空間和各項服務使得大衛塔不僅是自發生長的生活空間，更是居民完成都市主義的作品，解決貧困居民居住、商業、娛樂、交際和信仰的需求。由Urban-Think Tank策展的“Torre David/Gran Horizonte裝置和咖啡館”計劃，在第十三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獲展覽金獅獎。策展團隊花了數年的時間研究這棟建物、居民生活空間與社區結構，以及居民如何自立生活，現場以影像、平面與裝置圍繞著一個展覽途中必經的餐廳而成，佔屋生活仍持續，未來也會出成書。建築計劃之失敗成為建築雙年展最佳展覽金獅獎，這豈不是對當代建築最好的啟示？這告訴我們，偉大的都市主義烏托邦要不變成歹托邦，就是在他們徹底失敗之後，才真正的成功瞭解決都市居住問題與分配問題。

歹托邦不是烏托邦的反面，是極致。歹托邦是人類不滿現實做出行動的成果，艾波卡特其實就是終生付費的迪斯奈，洛城堡壘就是安全家園的終極版，Corbis是進階windows的影像資料庫，義聯集團是廠辦社會的實現，山寨村是恢復對高級文化的近用權，華西村是股份制法朗吉的獲勝，每件事情都美好，但都不對勁。美好的是，這是歷史上烏托邦主義者夢寐以求的成果。不對勁的是，歷史開了大玩笑，從欲解決私有財產制造成的貧富差距出發，我們走到遠離摩爾半月之島的另一邊，再也不需要哲學家與建築師，歹托邦殊榮幸福是飛地主義的，人類一樣朝著夢想與革命前進，只是走向夢想與革命的陰暗面。當代沒有烏托邦主義者，只有科幻作家，也不再有建築烏托邦，有的只是對世界竭源的耗費。歹托邦不是在烏托邦的路上，歹托邦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 此概念完整內容可見作者《建築與烏托邦》一書，北京紅磚美術館，2014年。此文可視為作者為《新美術》讀者所重寫的扼要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