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o “Bifo” Berardi｜Counterculture, Cyberculture, Semiocapital
文／Franco “Bifo” Berardi （弗朗科·“比弗”·貝拉爾迪）
整理翻譯／馬雅
校對／黃孫權
早上好，下午好。很抱歉我不能和大家在上海見面。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反文化、賽伯文化和符號資本》。我將從早期60年代的學生運動講起。反文化在美國、歐洲、中國有截然不同的形成過程。在一本名爲《數字烏托邦 : 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的書中，作者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將60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視爲我們習慣稱之爲“數字革命”的技術變革的先兆。在這本書中，你可以讀到一個名叫馬里奧·薩威爾（Mario Savio）的學生運動領袖在1964年12月在伯克利的演講，1964年是越南戰爭的開始，美國學生正在抗議這場戰爭並反對利用科技對越南進行帝國主義侵略。馬里奧·薩威爾在演講中談到了智力勞動和機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關係。他說到：
終有一天，這個機器的運轉將變得如此討厭，讓你心生憎惡，以至於有一天你難以置身其間，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須將身體趴在這個機器的齒輪和輪子上，趴在它的槓桿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須讓它停轉。你要向那些操控並擁有這個機器的人表明，除非你們得到自由，否則這個機器甭想啓動！
1964年12月2日，這是馬里奧·薩威爾演講的日子。對我來說，這些話預示了我在接下來的六十年中所經歷的事情，包括學術、政治和藝術方面的諸多經歷。自60年代以來在西方蔓延的文化運動的關鍵主題，特別是1968年的學生運動，關鍵主題在於知識、技術和資本主義剝削之間的關係。薩威爾的話特指機器對知識的征服和吞併，但也涉及其中的主觀方面，它們也指向這種征服所暗示和引發的心理痛苦。請記住，薩威爾是在1964年說出這些話的，在我看來，這些話中包含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問題：誰是知識的所有者？這是意大利自治運動的關切：知識的自我組織，技術從資本主義中獲得自治，政治行動必須被視爲擺脫資本主義、擺脫機器支配的可能性。
然而，在上個世紀後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導致了自治項目的失敗。數字網絡，在90年代被視爲在大型私營企業控制下平等和自由的空間，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系列技術語言的自動機羣集，塑造了人類交流的協議，甚至影響了認知硬件，也就是人腦。
但讓我們回到70年代。在70年代，我所在的一代新學者和激進分子發現了一篇以前未知的馬克思文獻，名爲《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這個文本中（特別是在機器論片段一章中），馬克思使用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網絡化的活動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一般來說，機器、認知和有薪勞動之間的關係是意大利後工人自主派（post-operaismo）闡述的核心內容，在六七十年代我們稱之爲意大利左翼馬克思主義。一般智力的概念對於自動化過程（用機器替代體力勞動）以及智力勞動被納入生產領域的過程的描述非常關鍵。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機器是一般智力的智力活動產物，但它也具有使人們免受異化、免受有薪勞動剝削的潛能。一般智力處於一個矛盾的位置。一方面，它是主觀性、創造性的表現，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剝削人類勞動的工具。在傳統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勞動的知識化被視爲人類生活從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的一種情形。之後，科技發展，從工業機器過渡到數字機器，在90年代改變了社會關係的格局。在90年代，當數字技術打開了通向全球網絡創建之路時，我與我的同事、同志們都認爲這是社會從有薪工作中解放的開始。1994年，我和博洛尼亞大學合作，在我的城市組織了一場名爲 Cibernauti 的國際會議。我當時的意圖是從解放勞動、充分發揮一般智力潛能的角度，提前預見互聯網的發展。我認爲網絡的發展可以使社會平等和社會利益爲主導的期望成爲現實。
但我錯了。
網絡的歷史證明技術的發展並非一個孤立的領域。網絡的發展取決於能夠塑造它的社會力量。數字化社會活動的影響是我所稱的符號資本主義（Semiocapitalism），即基於符號生產和流通的資本主義，這導致對認知工作者——詩人和工程師，藝術家和技術人員的神經能量的剝削。符號資本主義將神經心理能量投入工作中，並將其置於不斷加快的速率之中，迫使認知活動跟上網絡化生產的節奏。結果就是，與認知相關聯的情感領域被壓縮至極限。這是馬克思無法想象的，也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我們無法想象的，新技術可能激起生產力的加速，同時也會影響生產的主觀方面。當我提到主觀方面時，我指的不僅是知識和社會活動，我也指的是社會活動中的情慾和情感領域。因此，在符號資本主義的創造過程中，不僅我們的生產和交流活動受到威脅，我們內在的進行思考和處理問題的心靈能力也受到威脅。
賽博空間超載了賽博時間。賽博空間是一個無限的領域，其速度可以無限加快，而賽博時間（關乎注意力、記憶、想象的有機時間）在一定程度上無法被加快，否則就會崩潰。我們的大腦、心智和身體無法被迫生活在無限的加速中，否則我們會生活在越來越痛苦的境地之中。
實際上，人類，作爲集體的人類正在崩裂。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現象。社會心智在超級生產力的壓力之下崩裂。在一種普遍流行的恐慌與焦慮之中，抑鬱症正通過社會大腦的網絡在全球蔓延。在中國、美國、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新一代的社會大腦在我們大腦不穩定活動的加速影響下出現了崩裂。馬克思曾談到過度生產，意爲可用商品過剩，無法被社會市場所吸納。今天，是社會大腦受到一大批搶奪注意力的商品的壓倒性供應的衝擊。社會工廠已經變成了不幸的工廠：網絡化生產的流水線正在直接剝削認知階層的情感能量。
我要特別強調心理活動的有機限制問題，這個問題常常被對技術無限潛力的強調所掩蓋。加速過程超出了神經容量的極限，這在現在這“最後一代”之間普遍蔓延的心理病理上得以顯現。“最後一代”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表述。在歐洲、英國，許多年輕人稱自己爲“最後一代”——我們既不會創造，也不會讓位給下一代，因爲在這種環境下的生活已經變得無法忍受，在這種心理病理的情形之中，生活不再值得繼續。因此，我們決定成爲最後一代。精神醫生談論着心理痛苦、恐慌危機、抑鬱等不斷蔓延的流行病，年輕人慾望下降、出生率降低……這些都是需要解讀的症狀。
傳統精神分析框架對於痛苦的解釋已經不再奏效。問題不再是弗洛伊德時代所說的那種個體的神經官能症問題，你會想到他講到文明的疾病，神經症是個體受到壓抑的結果，諸如此類，但現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樣了！不再是神經官能症的問題，不再是個體的神經症問題！而是大規模的精神病，是一種符號資本主義超級加速狀態的新病態效應。神經系統充當着接收終端，整天都對符號刺激非常敏感。這種不間斷的認知電擊帶來的認知壓力對我們的情感心理造成了怎樣的生存代價？“電擊”（Electrocution）是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創造的概念。我不知道在中國是否有人讀讓·鮑德里亞。我強烈建議讀讀他的書。早在80年代，他就已經在寫一些現在對每個人都變得明顯的現象，即病態加速的效應、符號資本主義的效應，加速主義、網絡技術、一種普遍的勞動不穩定狀態以及對認知勞動的依賴，都在社會心智中引發了病態效應，佔據了注意力的時間，壓縮了情感和感性的領域，導致了躁鬱症的激增、最後一代工人自殺問題的愈演愈烈。
時間的殖民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現代歷史中的一個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在人類思維和日常生活中產生出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變異，資本主義首先改變了人們對時間的感知。信息工作者/認知工作者（info-workers）——藝術家、工程師之類的——他們暴露在不斷增長的神經刺激中：加速導致經驗的貧乏。信息越多，意義越少；信息越多，愉悅越少。信息傳播得太快，愉悅就會消失。當我們被迫接受廣告宣傳的節奏，被不斷啓動慾望時，我們變得無法真正享受愉悅，無法與信息領域和自然建立起令人愉悅的關係。感性在時間中被激活。感性是緩慢的。當刺激太快時，深入、強烈的闡釋變得不可能。因此，在電子賽博空間與有機賽博時間的交織中，一種麻木化的過程(desentizaiton)正在進行。賽博時間是有機的，它是我們身體的時間，是我們情感大腦的時間，而賽博空間則是元素的加速。
在此背景下，個體主體化和社會主體化的前景必須重新審視，這引發了一系列激進的問題：
在當今條件下，是否仍然可能設想一個集體主體化和社會團結的過程？在普遍的不穩定和加速的賽博時間中，社會團結還是否可能？是否仍然可能想象一種對現實進行智力與政治轉型的集體過程的“運動”？在符號資本主義的心理經濟框架下，是否仍然可能實現社會自主權，擺脫資本主義的支配？
對於這些問題，我並沒有答案。但這些都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必須要去問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藝術研究的關鍵主題。藝術是對我們與所處環境之間愉悅關係的敏銳的、理性的研究。藝術關乎節奏，是我們身體、大腦以及周圍物理環境和信息環境的節奏。這些一直是藝術的主題！德勒茲和瓜塔裏（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在他們的作品中談到了這些，尤其是在他們合著的最後一本書《什麼是哲學》中，這是非常美妙的一本書。在書中他們提到了宇宙（Cosmos）。什麼是宇宙？實際上，宇宙並不存在於世界上。我從未遇見過宇宙，你也從未遇見過宇宙。宇宙是我們的大腦、思維、身體與信息和情感刺激的超載速度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你被迫承受的情況下。宇宙就是這種關係。而這種關係就是一種節奏。一切都關乎節奏，這種關係的節奏是痛苦的，因爲我們的身體在這種不穩定、加速的刺激轟炸中找不到愉悅。因此，我們需要找到節奏。這是當代藝術所面臨的問題。宇宙節奏（cosmotic rhythm），這是菲利克斯·瓜塔裏創造的一個詞。宇宙是根據我們的詩性和藝術活動創造的新節奏下，重新演繹宇宙的能力。我認爲認知工作者如今是唯一可能進行社會重塑過程的主體。他們是創造新國際主義的唯一可能主體。
“國際主義”這個詞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中至關重要，它是和平與創造的唯一條件，卻在20世紀末被擊潰了。新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新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一丘之貉。民族自由主義正在摧毀這個星球。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不宜居、越來越難以生存的星球上。我們生活在一個被人類破壞的星球上。我們生活在一個蔓延着戰爭和侵略的星球上。看看現在中東正在發生的事情，看看以色列鼓動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看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爲什麼戰爭佔據上風並在全球蔓延？爲什麼會這樣？因爲我們的大腦被新自由主義的加速所摧毀，因爲國際主義已經在每個人與每個人相互對抗的戰爭中被取消。 我們 ─ ─ 認知工作者 —— 詩人、工程師聯合在一起，在政治和存在層面形成一種聯盟。我們必須要找到一條通往新型國際團結的途徑。我們必須要將我們的創造性工作從金融公司和軍事體系的控制中剝離出來，逃離這個正朝着混亂的戰爭之路前進的星球。只有認知工作者、知識工作者、藝術工作者纔是可能創造超越當前宇宙的新宇宙的社會主體。非常感謝。
問答環節
提問1：如果藝術以及其他知識工作者也在重複病態符號資本主義的行徑，我們作爲知識工作者可以做怎樣的自我警惕與反抗?
Bifo：這個問題問的是，我們如何抵抗？其實，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政治上的答案，因爲在我看來，政治是一門太過古老的藝術或技術，在今天已經不再有用。政治是什麼？這是個好問題。我引用一下16世紀意大利哲學家尼古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觀點，他認爲政治是一個男人（不是女人），一個王子，去駕馭不可預測的未來、多變的事件。這就是在現代五個世紀中政治的情況——權力能夠掌控各種多樣的事件。但是如今，事件已經變得對人類意志來說太快、太複雜了。
所以政治意志是無力的。無力是今天政治的真正主角，是我們今天的主角。那麼怎麼辦？我們怎樣抵抗？不是從政治上，而是從藝術家的方式。因爲在我看來，今天的抵抗本質上屬於藝術家、精神分析師和工程師，他們之間的聯盟是可能使我們從我們所處的終結中解放出來的條件。詩人有感知一切的能力；精神分析師有處理心理痛苦的能力；工程師有改變機器、根據詩人的建議以及社會思維需求重新定義機器功能的能力。
其實我並不提出政治解決方案。我不相信這種方式。我提出的是一種集體的拋棄行爲，一種撤退、放棄，退出戰爭，退出工作，退出市場，退出一切逼迫你們的東西，擺脫符號資本主義，擺脫心理依賴。這就是我的答案。
提問2：您如何看待政治性抑鬱對人們情緒帶來的影響，以及在人們嘗試避免政治性抑鬱的時候便不去關注政治新聞與信息的做法？我們如何關注當下社會和政治，如何來奪取屬於公民在社會控制權以便形成世界公民？
BIFO：我用“不穩定”（precariousness）這個詞來定義我們目前生活的狀態。什麼是不穩定呢？實際上，不穩定的工作是新自由主義實施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關係。但不穩定意味着工人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是對明天持續不斷的不確定性。但我認爲，不穩定不僅僅侷限於生產和工作領域，它還指一種永久性焦慮的情緒，一種被永久性地推向信息領域加速和依賴機器節奏的感知，一種被捲入人造的需求漩渦的感覺，諸如此類，這就是“不穩定”。這種不穩定的情緒有時候會助長攻擊性，有時候會助長消極性。坦率地說，我認爲在西方和東方經歷新自由主義加速的80年代、90年代、本世紀頭十年成長起來的人，很多時候已經失去了自我再造的任何可能性，被這種迫切參與市場的焦慮所吞噬。我不期待上一代人帶來什麼好的改變，我期待着來自最後一代、千禧一代的一些變化，那些在數字市場內出生長大的人。
一位名叫路易莎·穆拉羅（Luisa Muraro）的意大利女性哲學家，曾談及新生兒與機器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母親的關係，母親的聲音。她表示現在在意大利，新一代的孩子們從機器學到的詞語比從母親的聲音中學到的詞語還要多。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千禧一代從是從機器中學到更多的詞彙，而非從母親那裏。
他們正在經歷真正的後人類狀態，他們將塑造人類應對這種後人類狀態的免疫方式。只有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他們才能發明一個超越人類歷史的世界。我知道他們可能會失敗。我們可能無法克服機器節奏帶給我們身體和心靈的焦慮。也許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就滅絕了。是的，是的。我們正在走向滅絕。滅絕是我們時代的起源。滅絕可能由氣候問題引起，可能由導致核戰爭的政治鬥爭引起，可能由人類的政治軍事自殺引起。我們能逃脫當下這些非常現實的前景嗎？這並不容易，但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這種可能性比政治更富有詩意，更富有藝術性，更富有技術性。只有這種詩人與工程師的結合才能重塑技術的結構。而技術的結構，正如你們非常瞭解的，已經變得在主體性的塑造中至關重要。因此，如果技術成爲軍事和金融系統末端的縮寫，那我們就完蛋了。但如果藝術家和工程師的社會主體性能夠從零開始重塑機器，我們就能重新發明我們的未來。
講者介紹
Franco “Bifo” Berardi 1949年出生於博洛尼亞，是哲學、媒體和數字文化領域的重要人物。他積極投身於1968年學生運動，直到1972年都是“工人權力”組織的一員，於1975年創辦雜誌《A/trso》。於1976年聯合創辦意大利第一家自由電臺“RADIO ALICE”。比弗出版著作二十餘本，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代表作包括：《終結的現象學》（2014）、《英雄、大屠殺與自殺》（2015）⋯
Franco “Bifo” Berardi was born in Bologna in 1949.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philoso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68 student movement, was part of the Potere Operaio (Worker’s Power) group until 1972, and founded A/tRaverso magazine in 1975. In 1976, he co-founded Italy’s first free, radio, RADIO ALICE. He is an accomplished author with around twenty books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 (2014), 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d….
本體論維度 / Ontological Dim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