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引用 Citation
黃孫權（2010）。Lucie與我的左派辦報經驗。中華傳播學刊，第17期，頁29-41。 Huang, Sun-Quan (2010). Lucie and My Experience of Left-Wing Journalism.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 17, pp. 29-41.
原始刊物頁面
摘要
本文以回顧的方式，記錄了一段我與成露茜博士在台灣立報社相處學習的經驗。這些經驗呈現了某些我們對於「另翼媒體」實踐後的思考，希望提出一個更為寬廣的，與社會辯證的取向來重新框架媒體與另類的關係，這種源於實踐所產生的視野與想像，我認為是對成露茜博士最好的致意與懷念，也是她帶給台灣最重要思想遺產之一。
本文原發表於《破報》復刊號598期，並刊登於《傳記文學》2010年三月號。本文特別補充了關於兩篇國外學者對於與主流媒體的看法，以及我與博士在世新開課的經驗，並拿掉一些較為個人感覺與激動之處。
黃孫權為破週報總編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另翼媒體最大的原則，就是以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為目標的，而非自我保存。也就是說，這個媒體，一個另翼媒體自己是不是能夠存活，這個對它來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不以自己的存活為最重要的考慮的時候，其實你是非常的解放的，有很大的空間，因此它需要的資本很低。它認為智慧財產權基本上是公共財，反對它的私有化的，它自己也開放智慧、財產權，也就是別的人也可以用它的東西。他主張DIY，作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它去制度化，讀者也是作者，任何人都可以作媒體，所以它是多元的，它不要反應社會上已經有很大聲音的人的意見，而是給還沒有發聲的許許多多的人，讓它用自己的形式去發聲。(成露茜，公共電視《媒體公共論壇》發言記錄，2004) 1
壹、合作/民主編輯台
1994 年，我還是台大的小研究生，到《台灣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學費，那時《台灣立報》，幸的是台灣令我最驚奇的報紙，政治版每天，罵著李總統批評時政，社會版則涵蓋各式社會運動的報導，從原住民運到勞工運動幾乎無役不與，而專版中心則有全台灣第一個新兩性(關心性別議題)、新世族(關心學院與知識份子處境)、銀髮族(關心老人議題)、走調文化(關心另類、地下的文化事件)的版面，一堆奇形怪狀的年輕人與老左主管融洽但吵鬧的相處著。
那時後，專版中心的同仁正進行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想要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有一些基本的問題被反覆提出，例如.如何讓喜歡 The Smiths2 的年輕朋友也尊重同志之愛?愛聽 Tom Waits 3 的年輕人如何可能參與勞工運動?記者的分線工作豈不原子化自己，無法掌握整體台灣社會的變動?這些現在看來仍樸素熱情有點幼稚的想像是當初的我們終日縈繞的思考。
我們決定打破既有分線，每週末集體討論，共同製作，每個人可以自提題目，經共同討論後執行，無所謂分線與派線，這種集體討論的氛圍一直延續至今，也成為《破報》的編輯台的主要風格。在週未出版八個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Lucie 4 很滿意「破報」的名字，，「有破有立」便成為她朗朗上口，報社的精神標竿。POTS 更是POT (美大麻口語用法)的變態複數型，與「破」也諧音。這是美好的1994 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瑞舞派對(Rave party )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丈化行動。這也是Lucie 從美國回台後，每年一半時間在UCLA教書，一半的時間與我們一起工作的美好時光。
她總是很優雅看著，聽著，並容忍、我們與《立報》的那些值得敬佩的老同事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從服裝穿著到上班時說話的音量，從標題到排版的風格，從新聞的專業到丈化的衝突都有。同年，這位優雅的女士在台大城鄉所開課，於是我又變成她的學生，從碩士到博士，她一直都是我的口試委員。她不像其他老師總給厚厚的讀本，厚到我們懷疑老師自己有沒有唸過，她也不說教，花非常多時問聆聽，然後發間，總是問得我們結舌。
半年後，那時專版中心主任小蔡(蔡建仁)要年輕人自立自強，我接任專版中心主任。1995 年，我們隨即向 Lucie 提出了要獨立出刊的計畫。Lucie 最欣賞的熱情掩飾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粗魯莽撞與幾乎沒有計畫的計畫，在當年9月3日浩蕩出刊，隨即贏得不少聲譽。每一次的專題都是一場戰爭，與社內與社外的，每一次的專題都有Lucie所言的﹒「要平衡全台灣的媒體」的氣度。我們召集了一流的好手，採取一如Lucie 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一樣的共同決策制，共同在編輯台上決定事情，沒有人可以單獨決定題材，所以常常一個編輯會議可以從晚上四點開到隔日的太陽升起，猶如一場提前開始的狂野派對。
當時《台灣立報》的社會組是《破報》的戰友，雖然我們常常互相跨線，但基本上，他們處理社會運動以及其文化效果，我們則處理文化運動的社會性效果。
1997 年，Lucie 創立社發所。台灣立報社面臨嚴重虧損，學校的預算減至一半。Lucie 任台灣立報社長從未支薪，即便在《破報》曲高和寡的情形下，她也只溫柔的對我說「資本主義汪洋裡沒有社會主義的島嶼」要我多想想《破報》的經營模式。最終在七月，《台灣立報》面臨了一次大裁員。那也許是 Lucie 一輩子中笑容沒那麼燦爛的時候了，每次工作完陪她走回住處(我們總是要趕她回家，否則不曉得她會工作到幾時)，她總是笑笑著問:，「孫權，你有沒有想法啊? 」之後，Lucie 思考台灣立報發展成教育專業報的可能，而我則暫代《立報》新成立的教育組組長，我們一起思考與研究如何可能。期間，我提出了《破報》復刊的計畫，以紐約《村聲》(The Village Voice)雜誌為範本，創辦台灣第一份免費資訊報。Lucie 深思之後同意，並在同一時期重整台灣立報，使之更朝向教育專業報的目標，以金三角(老師、家長、學生)為核心，找到專業教育報的焦點，每天與報社同仁分享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5的內容與新聞寫作風格，並且訂閱了幾乎當時中國所有出版的教育專業報參考，這成為每日編輯會議必定比報的項目。
《破報》從一位記者、一位發行、一位編輯開始，逐漸由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長到八萬份，成為全台灣第一份免費的文化性刊物，進駐到所有大學校園中，咖啡店，連鎖書店，圖書館都有其蹤跡，並成為第一份進入台北捷運站的報紙，當然，不到一年，隨即因為捷運局認為我們有損「捷運局形象」與「破壞青少身心健康」為由而不再續約。而《台灣立報》則發展為全台灣第一份的教育專業報。
貳、製造共識之外
在台灣，從來沒有什麼左派經驗，更別提左派的辦報經驗了，或者能被左派接受的「機構化經驗」。我們的公共型知識分子(如果有的話)都是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一邊批評主流媒體一邊在上頭看著自己的文字，自我感覺良好。鮮少人願意走辛苦的道路創立或支持一份有影響力的另翼媒體。台灣最不舒服的環境就是沒有另類(There is noaltemative) ，最不舒服的是解嚴後我們卻走上了柴契爾主義的詛咒。我們只有冷戰思維留下來可笑的左右之分。
Lucie 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與開啟環太平洋研究領域，至今仍成為UCLA 領先全美的學術領域之一，然而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細。台灣的媒體環境仍是大資本家的遊戲。《台灣立報》在創刊之際，還沒正式發行就有三千多個訂戶，然而卻沒有任何發行單位願意發送，在當時兩大報的壟斷通路下，台灣新興的報紙只能透過自組聯運系統，卻也非常辛苦。
Noam Chomsky 曾在全球左派刊物 Z Magazine 上發表過一篇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6，其精簡扼要的觀點仍是至今我看過最好的討論之一。他論及主流媒體不外乎有幾個面向，，「服務統治菁英階級的興趣」 ，「 娛樂大眾」 ，「監督者而非參與者」 ，「製造共識」(manufacture consent) (這個觀點也曾被拍過電影)，以及最重要的「議題設定」(setting agenda)。
回想 Lucie 回台之後的努力，其所作為豈正是為了要破除主流媒體的宰制?她不斷強調記者編輯在處理每則新聞都要自問「誰得利?誰失利?誰贊成?誰反對?J 不獨為統治階級的興趣採訪; 《台灣立報》向來關注原住民、新移民、銀髮族、同志與變性者權利，為弱勢者發聲當然會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相左；鼓勵各種團體的發聲(透過採訪)，與不同的團體合作版面(共同製作，雖然某種程度可能犧牲品質），讓媒體成為「參與平台」從而破壞「共識」的武器。
參、另翼媒體:制度內民主與制度外的社會性
若要談論另翼媒體，問題變得比較複雜，因為主流與另類的界線總是浮動，時而相斥時而同流。在2003 年起，我與 Lucie 在世新大學新聞系曾合開了「另翼媒體」與「媒體實務」等課程，以有點規範式的整理出另翼媒體與主流媒體一些性質上的差別:（表1）
這些比較固然適合讓學生理解，不免會忽略另翼媒體一些道德上與專業倫理的不同。容我引用同一年一樣在 Z Magazine 發表，Michael Albert 所著之 “What makes alternative media alternative?" 7 一文，他有幾個看法，我覺得更能代表《台灣立報》、《破報》以及Lucie 領導
的新聞團體，在台灣媒體界的特殊性。
Michael 提到，首先，在另翼媒體的產業結構上，不同另翼媒體組織的薪水差距應該縮小；在其中工作的人員不應該沮喪，若將其工作與一般人的工作生命相比，仍值得慶幸；決策應該民主和參與，非傳統的階層管理方式由上而下。其次，另翼媒體的組織應該積極消滅種族歧視，消滅性別分工，行動者的工作角色應具體實現女性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目標；與讀者的關係應該與另翼媒體自身的價值與規範一致，開放、多元，完全溝通的，與讀者的關係應是廣泛而社會性的，不只是注重收入與廣告商;另翼媒體應該支持同盟。
他更舉出FAMAS (federation of alternative media projects and institutions plus individuals in support of alternative media) 組織的宣言，進一步勾勒另翼媒體於媒體產業中的特殊戰鬥位置。FAMAS的成員除了服膺於自己的媒體的目標外，更應該一起致力於：
(1)由行動界定另翼媒體是什麼，為何值得吾人支持
(2) 爭取另翼媒體的外部支援，強化彼此努力
(3) 支持欲利用主流媒體完成社會改變的人們
(4) 增進各另翼媒體之間與各讀者群們的溝通
顯然的， Michael Albert 於文中提出的的思考並非單就各另翼媒體的身段與個別戰鬥力與以評價，無寧更強調另翼媒體的內部民主價值與主流媒體鬥爭的社會意義與產生改變的力量。而這些特質正是這些年來我在台灣立報社所學習到最珍貴的經驗。
肆、實驗、實習與實踐的機會
成舍我先生在其創辦的《世界日報》中，就有「勞工版」與「大眾公僕」版，這不正是「另類的」新聞典範嗎?而Lucie 不也是繼承父親的遺志，將台灣立報社帶領至大資本家辦報無法企及的地位嗎?Lucie 繼承了那種「至死也要說話」的報人精神。Lucie 在美國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拙。周恩來曾經對Lucie說，「我們錯怪妳父親了，他不是敵人，是值得敬佩的『民族資產家』。」 你不會懷疑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有沒有資產會是個問題嗎?我以為，作為一個「資產家」的女兒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Lucie 關心的，不是培力( empower) 也非干預，而是另類、弱勢如何能夠自我發聲，這涉及制度性的力量與培育，Lucie 終其一生當是以此為志。她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接任《立報》、創辦《破報》、《四方報》'創立社發所，成立社會發展基金會，建立舍我紀念館，無一不是「青年培育中心」」這些機構不正是讓年輕人有實驗、實踐與實習的機會嗎? Lucie 做的不是號召、組黨工作，而是制度化的去培育各種熱情與機會，使人們可以為自己發聲。
Lucie 的種種影響著我，另翼媒體的想像與實踐是她給予我最好的禮物。在招募新記者的時候，我總會問應徵者興趣為何?喜歡做的事與《破報》的工作一致嗎?能為《破報》做什麼?而不是希望新進的同仁符合《破報》的要求。我總記得 Lucie 在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時，用「所需」來分配「所得」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從未替自己調過薪，甚至與 Lucie 協議將我的薪水分給新進同仁，以勉力維持同仁不至於與主流媒體記者有過大的薪資差距。同仁之間的薪資水準相差甚小，到目前為止，破報的發行督導的薪水甚至高過執行主編，以勞務而非職位為給薪標準也成為《破報》的傳統。從三年前我開始不支薪，每週照常台北高雄來回跑。我告訴自己，當是我繳給 Lucie 的學費吧，學習左派在地球生活的旅行經費。
總結這些年來的經驗，與Lucie 一起工作或共同學習的到的是:另翼媒體的珍貴之處，在於制度內的民主與制度外的社會性。
伍、進步的社會與另翼媒體
在《破報》復刊號的編輯室手記裡，我寫到:
我們希望成為台北市另類資訊的通路，這是第一步，不必跨得太遠。如果孽世代之聲能夠壯闊動容的話，它既不是另類小眾的喧囂也非菁英的文字遊戲，而是從調查與探索開始。我們既不想成為學院裡的秀異分子的同仁誌，也不想成為媚俗的流行嗅犬，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不同世代的、多元文化的探詢，可以記錄多於宣傳，探索多於品論。我們既不膽怯，也不敢大意。孽世代之聲必須，也非得先從聯絡、建築另翼族群與文化開始。(黃孫權，1998.03)
這種看法，始終沒變。也是我與Lucie 與工作伙伴們十幾年最真實的經驗與期許。我希望《破報》可以持續下去，或者此種「培育熱情與機會」的制度可以持續下去。這是 Lucie 與台灣立報社所有同仁共同創造的，也是台灣當今最需要的經驗與歷史。
Lucie 走的當日，沒有一家電視媒體報導此消息。電視新聞忙著報導網路美女的票選以及各種影藝消息，這是我們歷經多年後，開放報禁髮禁所有禁得到的成果：電視台以台灣媒體專業人士最愛批評的《蘋果日報》為藍圖報新聞，以最經濟而不花腦力的方式報導新聞。
Lucie 過世幾天後，我勉強自己參加三鶯部落的抗爭尾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內，我看到牆壁整面貼滿《台灣立報》的報導，我在前駐足許久，新聞報導與社會運動走在一塊了，這就是另翼媒體的必要，我想這也是Lucie 此生最好的證成。然後我抹了淚，報社所有同仁也都抹了淚見，各自回到工作崗位，繼續採訪，說真話，寫稿，編輯，印刷，發送。說真話就是台灣立報社唯一的「編輯白皮書」而「誰得利，誰失利，誰贊成，誰反對」四句箴言，就是台灣立報社的每日社論。
Lucie 對於另翼媒體與社會整體的進步的看法是「接和（articulate)與辯證的，亦即唯有進步的社會能夠產生另翼媒體，而另翼媒體則成為社會進步的保證。她留給我們的，是對於社會進步與轉化的整體掌握，是對於另翼媒體不以自身存活為目的，而成為社會進步的試紙這種結構的理解，另翼媒體從來都不是以文本、形式或者自許進步的種種意識型態所自我宣稱而獲得保證的。
「你喜歡作的事」Lucie 常說。而我們在這兒，現在和以後，都會這樣作。
最後，我想用 Lucie 寫於破報1997 年休刊詞上的一段話，共同紀念Lucie 在台灣媒體歷史上的特殊性，這段話同時也是期許，對於另翼媒體想像與實踐的最好誓言。
另類的小眾刊物到底在台灣有沒有生存的的空間?破報在經營了兩年多後後宣布休刊，也許會令讀者和媒體觀察家下一個否定的結論。但我只願意承認破報沒有辦得讓那些自許進步的人心甘情願掏錢出來訂閱，而絕對否認台灣根本沒有足夠的人能支持一份像破報這樣的刊物。
每一主流在某個時期都是另類;每一另類都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成為主流。正因如此，一個進步的社會必須經苦的、持續的、廣泛的讓各種另類充分的發言;社會裡自許進步的人，也必須努力保障另類的發言空間。(成露茜，19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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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維度 / Ontological Dim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