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從反文化走向未來
Social Media – From Counterculture to the Future （年會主題演講）
講者：Lee Felsenstein
編譯整理：蔡澤銳
校訂：黃孫權
謝謝。首先，我必須解釋一下，我不是學者，我是一名工程師。因此，我不會試圖去做一些基於事實的斷言。我將會提出一些說法，並邀請每個人根據實際情況來檢驗這些說法。因爲在工程領域，你總是在工具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工作，而且還必須產出一個能夠滿足必要功能的結果。而這始終是一個猜想的過程。因此，我邀請大家在此基礎上對我和我的論斷進行評判。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張照片（圖 2），我把它稱爲社交互聯網的起點。1964 年，我在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辦公室違規拍攝了這張照片。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是 1964-65 年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學生領導的一場爭取學生及公民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權運動。可參見李·費爾森斯坦於 1998 年創建的自由言論運動檔案館 ( https://www.fsm-a.org ) 。現在這個場景看起來並不那麼計算機化，因爲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計算機，只有電話。它看起來也不是很整潔，效率也不高。但是在這種低效中，我認爲產生了一個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在圖片中）看到人們正在忙着接聽電話。那個時候只有兩部電話。牆上的物品構成了一個數據庫，隨着人們的電話呼叫而不斷變化。今天，在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裏，電話室會井然有序，發送出去的信息或傳輸進來的信息，會被記錄、分類整理，並傳遞給必要人員，信息雙向流動，一切都條理分明，因爲商業運作依賴於這一點。
這裏發生的情況與此不同。人們以各種原因打電話過來。有時他們想要傳達信息。有時他們需要解答問題。有時他們想提供資源。我記得在其中一份佈告中，有人提供免費理髮。因爲那時候我們正迎來一個假期，人們回家見父母之前通常都需要理髮。而且他們還爲它取了個名字，叫做理髮中心。當時我們有一個做法就是給所有事物都加上“中心”。這裏（圖 2）是在言論自由運動中心內。通過這組電話、桌子和這些人，各種聯繫都在建立。可以想到，你不能隨便地讓人進到辦公室。信息不僅僅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也展示在牆上。之所以說這對 1964 年和未來都很重要，是因爲它是校園社區形成機制的一部分。伯克利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在那個年代，伯克利大學有 2 萬名學生。今天則有 3 萬了。當時它因人際關係疏離而臭名昭著。當你來到學校，在熙攘的人羣中，你是孤獨的。你不認識任何人，其他人也不認識你，也不在乎你。當我到了伯克利大學的時候，我其實很喜歡那種氛圍，但我是個特例。
和我們昨天從意大利教授那裏聽到的情況相反指的是 Franco Bifo Berardi 的演講，(參見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11757) ，自由言論運動所圍繞的問題是，在當時民權運動正在向北方拓展的背景下，大學行政管理部門想要壓制學生們組織支持運動的能力。事實上，1964 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因爲在 1964 年夏天，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Project）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他們嚐到了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州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1962 年，密西西比州只有 5.3% 的非裔美國人登記投票。自由之夏是 1964 年 6 月由聯合組織理事會（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策劃的美國志願活動，目標是推廣密西西比的非裔美國人的投票登記。這些非洲裔美國人由於選民登記及其他法例的限制，一直無法獲得投票權。計劃參與者包括密西西比黑人以及超過一千名來自另一個州的白人。活動其間，參與者受到三 K 黨、警方、州政府及當地政府的暴力襲擊，包括歐打、縱火、非法拘捕。三名參與者遭到謀殺。這個計劃同時也在密西西比的小鎮設立許多自由學校、自由之家以及社區中心，以幫助當地的黑人。。之後有一些學生返回了，有一些沒有。返回的這些人就好像是從戰場回來的老兵一樣。我還記得那種感覺。不是說我有這種感覺，而是那些人身上有，你能明顯地感受到。
當時，學校頒佈了一項新規定1964 年，在美國反越戰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等大背景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學生開始在校園內開展相關宣傳、籌款等政治活動。1964 年 9 月，學校教務長 Katherine Towle 宣佈禁止在校園內進行非學校性政治活動（off-campus political activities），引發學生不滿。。這些學生團體在校園外擺起了桌子。人行道上有一面海報牆。成千上萬的人在進出校園的路上蜂擁而過，他們可以在這些桌子上獲取信息，捐款，還可以報名參加各種活動，包括當年在舊金山共和黨全國大會長廊中舉行的示威活動。當然，這背後也是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運動先驅的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 和一個名叫斯克蘭頓（Scranton）的溫和派之間的爭論。當地的政治領袖站在 MAGA 一方，他對學生在這些桌子上被招募到舊金山去參加大會，並抗議他的候選人感到不滿。我們理解，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他和其他人對管理層施加了壓力，因爲當時還在抗議就業歧視，有一些靜坐示威，局勢相當混亂。
因此，大學正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他們發佈了這項規定。但那完全是錯誤的時機，再次強調，因爲公民權問題並不遙遠，不僅存在於南方，而且已經直接逼到我們的門口了。從“自由之夏”回來的學生們都深度參與其中。因此，所有學生組織，無論是從極左到極右，從被摧毀的進步勞動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到自由主義者。後者是類似個人主義者協會（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之類的組織，他們的政治立場屬於校園中的右翼，包括年輕的共和黨人和加州政治行動保守派（Cal Conservatives for Political Action）。他們都團結在一起，形成統一戰線來面對這個問題並進行抗爭。而由於大學發現他們實際上擁有靠近路緣的人行道上的土地，我們無法將桌子搬出去。因此，桌子必須搬進校園內。我們採取了經典的公民不服從策略，即“填滿監獄”。
我們在行政大樓前擺了桌子。如果在校園的任何地方都會被視爲非法，那麼這裏是一個不錯的地方。院長們會出來登記學生的名字以便進行處分。一旦他們登記了一個人的名字，另一個人就會站出來，包括我也被登記了。最終，在那一天，當學生被叫到院長辦公室時，有 150 名學生出席。學校領導想要懲罰我們，但沒能做到。第二天，也就是 1964 年 10 月 1 日，抗議活動繼續進行。第一個非學生被指控。這對學校來說是一個幸災樂禍的機會，因爲去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任何未註冊的學生或教職員工進入校園都將受到刑事處罰。他們抓到一個，也因此做了可能最愚蠢的事情。中午的時候，就在人羣即將湧入的前不久，他們開來了一輛警車，然後把這個人，傑克·溫伯格（Jack Weinberg）抓進了警車。你能想到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嗎？所有人都開始坐下，把警車包圍住。事態越來越嚴重，一直持續了 32 個小時。最終雙方談判，達成了協議。
我們持續了兩個月，直到最後在學校大樓進行了一場高潮迭起的靜坐示威。我參與其中，當時有 784 名學生被捕。教職員工震驚了，他們認識到了局勢的嚴重性。幾天後，在他們的教師聯盟中，以 80% 的支持比例投票支持學生的立場。這爲獲得政治支持提供了基礎，導致大學的所有者，即董事會，做出讓步並表示不會干預這件事了。因此，突然之間，校園對於任何類型的學生活動都持開放態度，無論是否經過大學的批准。在此之前，除非經過批准，否則你不能在校園裏發傳單。而現在你可以分發任何東西。[](https://codimd.caa-ins.org/y23wYGf9R8eu7GKrXzqTLQ#%E5%AA%92%E4%BB%8B%E7%BB%93%E6%9E%84
媒介結構
我想在這裏談一談媒介結構的問題，因爲這引起了我的思考。不是說它讓我現在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是從 1964 年開始我就已經在思考這個問題了。當時我是工程系的學生。我堅持一種觀點，一種模糊的左翼觀點，認爲我未來的任務將是自動化和取代勞動力，這將在某種程度上推動社會進步。因爲我沒有課上，也沒有作業，所以我就想去言論自由運動辦公室工作。在那六個月的時間裏，我一直在校園裏工作。我的目標是找出作爲一名技術專家我所能做的事情，因爲這就是我認爲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無法改變人們的思想，但我可以製造東西。我稍後會講到那時候發生的事情。總之結果就是我走上了一條探索之路，試圖找到哪些媒介技術是有效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 1965 年 1 月，12 月是學年的最後一個月。當時的校園非常熱鬧。各種各樣的人在不同領域裏創作。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這是反文化的開端，尤其是在舊金山灣區。過去也有過反文化，但我們這裏討論的是 20 世紀 60 年代的反文化。我寫了些小文章，有人發表了。當然，年輕的工科學生一般不會這麼做，我們通常都保持沉默。但人們不再保持沉默，也不再待在一個地方。事實上，當時估計有數千名學生輟學，離開了大學，出現在海特阿什伯利之類的地方海特·阿什伯利區是美國 60 年代嬉皮士文化的發源地。其爲 60 年代愛之夏 （Summer of Love）、權力歸花 （Flower power） 等社會運動，以及死之華樂團（Grateful Dead）的發源地，如今仍是舊金山擁有豐富歷史的知名景點。。他們形成了自己的社區。這是一切的關鍵。
我想在這裏回顧一下媒介結構。在那前後不久，我對媒介進行了分析，將其分爲兩類：廣播媒介和非廣播媒介。廣播媒介由單人向多人傳播相同的信息。可以是印刷品，不一定非得是電磁傳播。它可以在午間集會上進行。我們幾乎每天都有午間集會。成千上萬的人們會聽到關於當前危機的消息。我們分發傳單。我也幫忙製作了些傳單，那是我能做的事情之一。人們早上來到校園，拿着我們分發的傳單。他們冒着違紀的風險走出去分發。大家都知道（分發未經大學批准的出版物違反了學生行爲規則）。每個人都成了討論的焦點。人們會走過來問他們，你們爲什麼要這麼做？發生了什麼事？你們怎麼看？我們在伯克利還有一個訂戶所擁有的廣播電臺，我認爲這推動了整個進程，因爲我們有了一種反饋循環。我們可以把信息傳遞到那個電臺。它是非商業性的，由像我們這樣的人運營着。
非廣播媒介是圍繞着傳單發放者展開的討論。我們建立了一個組織結構，有一個龐大的執行委員會，實際上它並不是執行性質的，但它有來自所有生活組織和其他組織的代表。這提供了一個雙向信息通道。這些人參與制定政策，還有一個由他們選舉產生的指導委員會，負責處理日常決策。在鬥爭過程中，實際上有一些指導委員會成員被替換，這在革命組織中有點不尋常。但我們建立了一條和所有選民保持聯繫的途徑。我們還有在學生娛樂中心和藝術工作室工作的人。他們在那裏進行討論。我們利用電話系統進行信息交流。這也算作非廣播媒介。
電話是對稱且普遍可用的，至少我們當時是這樣的。我在一開始已經討論過人們（通過電話）提問、給出建議和提供資源。至於這整個過程，我稱之爲交叉連接（Cross-Connection）。這確實是一個電話技術術語。電話系統中的電線被組織得整整齊齊，直到必須從一組電線交叉連接到另一組電線，就開始混亂了，幾乎沒有辦法做到整潔。所以牆上的紙條是一團糟，但那是交叉連接。這裏的情況是，你不能像這樣在電話室裏進行實質性討論。他們不得不縮短時間。你可以將信息分爲兩種形式，即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主要信息是你需要傳達的內容，即講稿、整個故事。次要信息是他們需要聯繫的人以及如何聯繫他們，以獲取整個故事。因此，電話室交換的是次要信息，而這是有效的。
言論自由運動
我提到，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我們取得了成功，然後便迎來了 1965 年 1 月的奇蹟。幾個學生創辦了一本令人瞠目結舌的新雜誌，也是《滾石》雜誌的前身，他們在桌子上懸掛一隻巨大的蜘蛛移動裝置，以此來做廣告蜘蛛（Spider）是性、政治、藥物和搖滾（Sex, Politics, Drugs and Rock-and-Roll）的擴展縮寫。好吧，他們不得不拆下那個移動裝置。我們同意在時間、地點和方式上有規定是可以的。但我們的立場是，“要麼言論自由，要麼戰鬥”，即校園內的言論是應受到美國憲法——特別是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約束。稍後我可以用法律術語來解釋，現在不太值得。但如果你有這樣一個漂亮口號的時候，你就會有所收穫。我提到了人們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向。我也是如此。那是一種神奇的感覺。我希望生活一直都是那樣。結果就是要找到技術工具使這個過程規範、合理。但我發現，這將是一項耗費畢生精力的工作。
電話信息交流在反主流文化中仍在繼續。我們過去叫總機。這不是正確的電話術語，但不重要。到了 1969 年，所有的電話總機都被列了出來，原因多種多樣。給他們打電話，你就能聯繫到他們。
我剛纔提到的地下刊物從 1965 年開始報道反戰示威活動，因爲那一年越戰愈演愈烈，所以反戰活動隨之而來，並在言論自由運動的推動下成爲可能。現在，它被稱爲另類刊物，並且仍在繼續，沒有結束。這些報紙是從家庭和小辦公室出版的。我相信它們可以成爲社區媒體。所以我投身其中，從事寫作。我在那裏學到了新聞業的相關知識。我還看到了媒體結構所造成的後果。它們充斥着廣告、個人廣告、性廣告，還有性問題的展示廣告。它們爲出版商賺了很多錢，但它們不再是社區媒體了。
於是我瞭解到 KPFA 是一家由和平主義反戰抗議者於 1949 年創建的訂戶擁有的電臺，這些人在戰爭期間曾因反對戰爭而被監禁，或者被迫做一些政府服務。他們認爲媒體需要改變，於是決定設立一家由聽衆擁有的電臺。當時 FM 波段，即頻率調製波段，剛剛開始開放。因此，還沒有聽衆。所以他們不得不創造自己的聽衆。他們需要自己製造收音機並提供給訂戶。最後也確實做到了。
計算機專業的學生開始了一項計劃，將計算機的力量帶入反主流文化中。這一點很重要，因爲這也是我之後的發展方向。他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實際上是接管了一家總機的公司外殼，即舊金山的一家快沒落的總機，他們在 1970 年將其成立爲“資源一號”（Resource One）。我大約在同一時間聽說了他們，而我也在那個時候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即我正在尋找的是一個計算機網絡。那是在 1970 年。你不能隨隨便便就去買一臺計算機。那可是一件大事。我記得當時我在想：我去哪裏弄一臺計算機呢？
一年後，我加入了“資源一號”小組。他們獲得了一筆長期貸款，實際上是獲得了一臺大型計算機的捐贈這筆經費，來自《全球概覽》停刊的”發錢派對”。，而且這臺計算機正是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 1968 年“演示之母”中所使用的機器。在那次演示中，他展示了個人使用（大型主機）計算機的方式。那真是一項天才般的工作。那次演示改變了我對於計算機能做什麼以及如何做的看法。
公共廣場
現在，我想說說我的一些觀察，但同樣也是值得商榷的。人們需要一個正常運轉的社區，才能過上充實的生活。關於人們如何從新石器時代的村落中發展起來，我有一整套的討論，但現在我不想討論這個問題。社區可以定義爲定期交流的一羣人。現在，我要介紹一下“公共廣場（agora）”這個詞，這不是一個新詞，它源自希臘語，即白天大家聚集的場所阿哥拉（古希臘語：ἀγορά）是古希臘城邦的中心公共空間，節日、聚會和市集所在地。。它的名字來源於 “agon”，即摔跤手在相互搏鬥時感受到的痛苦。因此，一般來說，公共廣場是公開進行信息交流的地方。這一點非常重要。人們可以瞭解其他人是誰。因此，他們不再是孤立的個體。這就是社區形成的地方。從古至今，我們在每個社區都能看到這一點。有趣的問題是，這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我的意思是，比方說，在一個新石器時代的村莊裏，文明是在那裏發展起來的，但不是在房子裏。文明是在房屋之間的空間發展起來的，那就是公共廣場。你會發現鄉村廣場、羅馬廣場、文藝復興廣場、荷蘭平原，它無處不在。文化進化比生物進化更迅速，通過文化進化，對公共廣場的需求被內化到我們每個人中。當然這只是我的假設，我還不能說我已經證明了。
我所指的公共廣場也就是信息公地。實際上，我在嘗試着給它下定義。就像所有公地一樣，它可以被攫取、利用和圈佔。英國的農業公地等都受制於此，那也是資本主義的開端。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公共廣場。首先，識字、印刷，人們可以把東西寫下來，讀給別人和自己聽。你必須爲此付出點什麼，所以它開始私有化。如今，我們的公共廣場已經變成了大衆傳媒，這是一種廣播現象。而我所說的公共廣場是非廣播的，這就是問題所在。同時也正是必須做出改變的地方。
因此，我們建立了第一個社交媒體系統。1973 年，“資源一號”啓用。在理查德·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等黑客的幫助下，我們開發了一個信息檢索系統，它不受制於一套預設的索引詞。你可以創建自己的索引詞。只需要輸入就好了。機器負責記賬，我們設置了終端，技術上不需要預裝數據。我們確實爲此做了一些工作。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媒體、所有的內容，這些被稱爲內容的神奇東西，都是由用戶自己提供的。我們沒有進行廣告宣傳。我們只是簡單地把它放置在一些人們經常光顧的地方。我們必須相當謹慎地選擇放置的地點，同時當我們將其遷移時，我們發現其他另一些人會使用它。
它成功了，人們確實使用了它。而我們曾經假設只會有比如工作、住房和汽車的類比，這麼猜想的一部分原因是大學的紙貼佈告欄被劃分爲這些類別。但這一設想被打破了，實際上有許多分類，其中包括學習交流對話。我們可以看一下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的著作，在這裏提及是因爲他對我而言很重要，他在 1970 年或 1971 年寫了一本關於去學校化社會的書 Ivan Illich. (2000).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editi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在書的最後，他說：“那我們可以有什麼替代學校的東西呢？也許計算機可以用來連接瞭解某些事情的人和想要學習它們的人”。
我們中的有些人在數據庫中輸入了一個條目，詢問在灣區哪裏能找到好喫的貝果？我必須解釋一下，貝果是一種環形麪包卷，烤制的麪包卷。我感覺這是中國人的發明，我不太確定。後來它成爲了猶太特色，主要分佈在東海岸，而在舊金山你很難找到它們。於是有兩個答案出現了，其中一個是直接告訴你可以在哪裏買到。而另一個答案則脫穎而出，它說，如果你撥打這個電話號碼並詢問這個名字，一位前貝果製作者會教你如何製作貝果。我們沒有弄清他們是否真的這樣做了。我想說的是，我們打開了通往網絡空間的大門，並發現這是一個熱情好客的領域。個人電腦這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誕生的。我們需要能在公共場合使用的終端。而我就是硬件工程師。我對軟件一竅不通。於是我開始了一項調研，爲 1975 年個人電腦的到來做好準備。我們還在其它地方看到社交媒體的發展。例如使用電話的公告板系統以及常見的商業網絡，這些我都先跳過不講。
對於之前提及的各個例子，人們都會合理地問，你們做這個賺了多少錢？答案是我們沒賺到錢，反而花了錢。對於那些朝着創收的方向發展的人來說，一旦他們賺到錢，他們就停滯發展了。而我們的目標是繼續推動這方面的發展。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社交媒體已經產生了許多問題。部落化、話語孤島化、政體扭曲——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在美國正在經歷這些——以及注意力分散。大多數社交媒體系統中存儲信息的技術模型是紙莎草卷軸。這並沒有比埃及人更先進。我可以與任何人私下討論爲什麼是這樣。
因此，我們需要能夠規劃出一條替代性的道路。我們還需要研究如何管理信息公地。每個公地都必須要有管理。如果公地要生存下去，它就必須有機地發展。有些人寫書說：“哦，公地會有悲劇，因爲每個人都會貪婪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不，不，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說話。那不是像漁業、農業這樣的歷史性公地，這些公地都有自我管理的程序。我們也需要爲信息公地發明自我管理的程序。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認爲我們必須有一個叫監察局的東西。這些人有權進行調查，但無權採取任何行動。一位名叫波克森（Porxsen）的德國教授在寫一本書《數字狂熱》，他聯繫了我，請我寫一篇序言。他說這就是新聞學。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他是對的，我們需要真正的新聞報道。我建議採用公共公園的模式。人們會說，那公共公園將如何收回成本？如何自給自足呢？它們不需要。但它們發揮了許多凝聚集體的功能。多年來我一直在說，信息公地的天然監護人是圖書館員，或者至少是受過這方面教育的人。還有互聯網工程任務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幾十年來一直志願工作，以保持互聯網的正常運行，儘管一直有不同的私人機構試圖接管它，但都被成員們拒絕了，因爲這是工人的權力。這些都是從事真正工作的工程師。他們不會讓別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我的演講已經接近尾聲。我會努力繼續我的工作，現在有人問我：“你不後悔嗎”？我不後悔。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認爲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指明方向，而這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交媒體的發展方向。他們會做自己的事情。我對阻止他們不感興趣。我們也無法阻止他們。我們必須提供自我管理信息公地的結構、文化和實踐。我能爲此做點什麼，我相信你們也可以。謝謝大家。
Q&A 觀衆問答
問題 1：感謝您精彩的演講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所以，我想知道，在您看到的現有事物中，哪一種系統或機構最接近您設想的類型？當你說到圖書管理員是信息中介，或者是作爲公共空間的信息共享中心，人們可以在這裏與他人會面時，我立刻想到了公共圖書館。我還想到了科學文獻以及科學文獻是如何運作的。所以，我想知道是否有特定的在線或離線機構或系統，目前在您看來最接近理想模型。
答：我想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因爲我還沒有成爲媒介批評家。我批評媒介，是的，但我仍在努力建構一些東西。如果你不太瞭解競爭對手，他們可能會把你嚇跑。所以，對於什麼是最接近的，我沒有很好的答案。但我邀請大家嘗試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答案，並進行討論。這將是最有成效的結果。所以，我不能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說這個最接近，那個不接近。抱歉。
問題 2：感謝您的分享。我的問題可能就像您所說的，應該是我自己深思熟慮的問題。但我一直在思考，例如，對於我們當前的現實，比如中國社會，我瞭解社會結構與您經歷或提供的有所不同。例如，如果今天在公共公園組織活動，作爲一種另類方案，與我們在這裏可以做的事情相比，是更容易還是有些不同。此外，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創建一個新的社交媒體結構，就像我們必須將人們從例如微信中遷移到新的結構。而在 20 世紀 60 年代，情況並非如此，因爲當時並沒有那種結構。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否對構建不同結構中的技術方面有何想法。因爲也許我在技術知識方面缺乏知識，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使用任何其它的網絡，例如藍牙等，我不太瞭解這方面。
答：可能我比較奇怪，我對過去了解很多。我也在嘗試着發明未來，但我對現在並不是很瞭解。首先，公園是一個隱喻。我談論的是使用相同的組織概念，它們對很多可能提出的異議提供了答案。並不是說我們要字面上地在“公園”裏行動。所以讓我們明確這一點。我知道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只在西方社會和中東社會進行了研究，而且不太多。我的大部分教育都來自於我在伯克利的時間，確切來說是 29 年，因爲我在那裏生活並創業。我們還有許多人類學研究要做。我知道這裏有一個很棒的博物館。我非常期待參觀它，開始我的中國文化史教育。
我對發展出意外事物的過程確實有一些經驗。這需要一定程度的視野“狹窄”。所以如果你學習各個方面的一切知識，你就會知道所有方法都不可行。因此，你需要限制學習的廣度，必須有選擇性地學習。你必須基於遠見前進。你無法證明自己是對的，但你有這種遠見。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去實踐、測試、經歷並分析。這就是辯證的過程。如果有人來找我要一本關於如何做的書，好吧，其實我將在一年內出版一本書。我已經寫好了。它詳細介紹了我一直在說的事情以及更多的內容。我希望人們不僅僅把它當作一個有趣的文本來閱讀，然後說，看這個瘋子，而是說，我在其中看到的某個部分讓我考慮到了某些事情。那將是最好的結果。我沒有比這更好的建議。買我的書吧！我們將嘗試做一箇中文版。我會和我的出版商討論一下。但我想可能需要和你們交流一下這本書的讀後感。無論如何，祝願大家好運。我指望還能再活上 15 年，如果我幸運的話。但 15 年後的李·費爾森斯坦可能不太像現在。我可能只是一個自封的先知，沒打算告訴人們該如何做任何事情。沒人應該聽我的。但與此同時，我確實希望能夠創作一些作品，不僅基於我所學知識的新版本社區記憶，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個人的貢獻，這是我所期待的。
問題 3：你談到了卷軸和紙莎草紙卷軸，我們又回到了這個問題上。你是否可以多補充一點。
答：嗯，每臺計算機從最早的計算機開始都必須具備一些編輯功能。你有一個信息塊，那就是一個文件。你總是能夠在文件的末尾添加東西並向下延伸，就像卷軸一樣。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大多數社交媒體系統開始和結束開發的地方。然而對於社區記憶，我們將其視爲一本書。它有一個索引。有趣的部分是讀者可以創建索引。並對他們的項目添加索引詞等。我們通過三代的開發對此進行了改進。發展成爲一種雙數據結構，通過超鏈接的方式，你可以附加你的項目或索引詞。或者任何讀者都可以添加索引詞，無論它們是否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我們幾乎沒有開始在實操中使用它。它只運行了兩年。這就是我接下來要開始的地方。
計算機是有能力的，它們可以做我們無法做的事情。否則，目前，如果你要在 Craigslist 中查找，理論上，你會進入一個部分，然後開始閱讀該部分的滾動條目。這個滾動非常長，以至於你只能查看一天的信息。因此，每次你將一個項目放到 Craigslist 上，你都必須返回並再次輸入以保持其活動狀態。於是這個龐大的滾動條不斷發展，沒有人會閱讀到。然後我們有 Slack 和 Discord，這是爲遊戲玩家設計的，爲過度攝入咖啡因青少年設計的，他們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寫點東西，讓人們看到它，然後它就會無限滾動，永遠不會有被看到的第二次機會。因此，你可以看到結構本身就有其內置的用途。因此，我們更感興趣的是擁有索引並能夠創建對話。從我看來，這纔是社交媒體的基本單位。事實上，我們希望不久後在這裏做一個實驗，允許人們在物理空間中這樣做，並記錄下結果。我當然希望我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如果不是，我將繼續改進。
問題 4：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運動中，我們發現，即使是主修社會科學或具有技術和工程背景的學生，他們的主動性也非常強。他們在採取主動時非常積極。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心態的變化也會帶來強有力的行動。但如今，那些主修技術和工程背景的學生正在失去採取行動的動機。那麼，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又如何能有動力去學習更多的技術背景知識，從而促進自己的研究呢？
答：我能建議的最好辦法就是在不同的部落之間進行對話，我們是否可以稱它們爲部落？我不知道，我不喜歡這樣。但事實上，社交媒體可以爲此提供便利。儘管如此，重要的對話還是在個人討論中進行。我想，房間裏最大的問題總是：我怎樣才能靠這個賺大錢？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你不會在這個媒介上賺大錢，但人們可以通過它擴大自己在世界上的機會。很久以前廣播裏有一個笑話。有人說他們家要裝中央供暖系統，所以要把暖氣片放在外面。正直的人說，這是爲什麼呢？他說，如果外面暖和，裏面也會暖和。這應該是我們的想法。我們要讓外面暖和，裏面纔會暖和。這就帶來了一個文化問題，如何讓人們接受這些信息。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的，但我明白。討論和對話，尤其是一對一的討論和對話，是必須的。因此，你需要創建一個論壇，讓這些對話得以進行。很抱歉，我不能說得更詳細。每當我遇到一個問題，我都會制定一個計劃。工程師都是這麼做的，而我對此沒有計劃。但你也可以這樣做，好嗎？
問題 5：您認爲如今的聯邦制社交媒體（如 Mastodon）能解決社交媒體商業化的問題嗎？謝謝。
答：首先，我不瞭解 Mastodon。我只是聽說過，所以我不能給你一個明智的答案。爲一個目的開發的東西能用於另一個目的嗎？也許吧，如果幸運的話。但你可能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這就是文化轉型。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他們本不想這麼用，但每個人都在這麼用。所以，他們要麼跟風，要麼就爲自己能賺到錢而高興。但這個方向並不是註定的。所以，Mastodon 是有目的的，我甚至不知道是什麼。用戶必須把它的目的變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他們必須發展實踐、神話、文學，並且能夠用這種語言描述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使用以前從未使用過的詞彙和術語。文化挪用，我想就是這個詞。是時候進行文化挪用了吧？所以我不能直接回答 Mastodon 本身，但總的來說，這就是我們需要的。
[](https://codimd.caa-ins.org/gqKsQaDRRZWlEl4_OkmJXQ#QampA-%E8%A7%82%E4%BC%97%E9%97%AE%E7%AD%94
李·費爾森斯坦思想實驗：頻閃集會回顧
召集人
李·費爾森斯坦 Lee Felsenstein1945年生於費城，是電子和計算機領域的先驅人物。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在個人電腦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包括髮明電腦Osborne-1。他還發起了“社區記憶”系統，一種早期的社交媒體形式。李·費爾森斯坦畢生致力於使技術變得更加易於接觸，他甚至試圖爲老撾的難民村莊提供無線通信。他曾獲包括計算機歷史博物館會員（2016年）和電子前沿先驅（1994年）等著名獎項。費爾森斯坦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紅木城，即將出版一本新書。
主持人
黃孫權 Huang Sunquan學者、策展人、藝術家。現爲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導，跨媒體藝術學院網絡社會研究所所長。爲歷年網絡社會年會與黑客松的總召集人。
作爲第八屆網絡社會年會系列活動的尾聲，在計算機領域的先驅人物——李·費爾森斯坦的召集下，我們舉辦了一場名爲“頻閃集會 Stroboscopic Assembly”的特別實驗。這不僅僅是一場思想實驗，更是一場現場實驗，目的是深入觀察人們在公共空間如何開始互動，以及發生互動的方式。年會組委會偕同跨媒體藝術學院與視覺傳播學院學生共約兩百名，在良渚校區舉行。活動首先由召集人李·費爾森斯坦介紹了實驗的注意事項，主持人黃孫權教授從社交媒體歷史的角度梳理了實驗的背景和目的。
實驗開始之後，現場湧現出了許多有趣的社交互動模式，以下是圖片回顧：
實驗結束後，李·費爾森斯坦對活動進行總結。他強調了實驗過程中所形成的“agora”，“agora”的意思是人們爲了各種目的相互接觸和交流信息的公共場所。李·費爾森斯坦認爲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有對於 agora 的需求，在這樣的公共廣場中，我們能夠以公衆的身份相遇，而不需要確切地知道我們在和誰交談。人們不再是孤立個體，而是在這樣的空間中漸漸締結成社區。最後李·費爾森斯坦鼓勵大家隨時隨地自主地創造出這樣的公共空間，不需要主持人，也不需要攝像機。在教室、草坪、市集、廣場，或近或遠，頻閃不斷。同時，實驗影像與聲音記錄約爲170G，年會工作人員也轉給李·費爾森斯坦，他將在舊金山邀請其他工程師進行進行聲音與影像分析，作爲發展移動式社區記憶的基礎模型。所有人都參與了一個從六零年代開始至今的傳說：從社交媒體中贏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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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維度 / Ontological Dim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