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奇謀：極化下的奇觀，一種凝視的城市學

學術引用 Citation

黃孫權（2009）。雙城奇謀：極化下的奇觀，一種凝視的城市學。發表於第一屆城市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城市學視角下的縣市整併與再生」。高雄：高雄空中大學。 Huang, Sun-Quan (2009). The Two Tower: Spectacle of Poles Apart, a Urbanology of Gaz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st Conference on Urban Studies: County-City Consolidation and Regeneration from Urban Studies Perspectives. Kaohsiung: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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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僅是我對高雄現實初淺的分析，以及對於由高雄市府近來主導的各種委託研案與政策所隱含的特定意識形態憂心的建議。無論如何，若我們將空間正義，土地倫理都拋之不顧，那麼權力所到之處，就是美麗駐留之處。如果規劃的歷史不能忘記規劃為了解決問題的歷史，那麼現在開始，我們需要起開始一種新的規劃史，需要爭取集體消費、政治參與與公民認同的集體行動，以抗拒目前我所觀察到的一種宰制性的「凝視城市學」所開展的那種城市敘事。

Abstract

This is my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to Kaohsiung, as well as my concern about the city government recently commissioned studies led by a variety of case and the policy implied by pragmatic ideology. In any case, if we treat space regardless of justice and land ethics, then where power was, there beauty shall reside. If a plan history cannot forget the history of plann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now on, we need to start planning for a new history of the need for collective consump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identity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To resist the present-domination of "Urbanology of Gaze" in my view — still carried out that kind of urban narrative.

1. 極化的奇觀（spectacles of poles apart）

剛到高雄時任教時，我常有驚喜，這個城市人民質樸熱情。但經驗告訴我，高雄在近來的都市過程中，一如其他台灣與亞洲的城市，被囚禁於種種基於「凝視」需要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的計畫中。

兩年前，我從台北到高師大上課，高鐵下車後只能搭乘台鐵到高雄車站，其台鐵發車間距比高鐵還久。我很容易到達這個城市，卻不容易在城市中移動。

隨後慶逢高捷通車，開始試運其間發車間距比高鐵南下列車的班次還長，即便一年後，班次仍不夠密集，時間並不能與高鐵銜接，等個十幾分鐘很正常，四節車廂鮮少客滿，卻有著非常昂貴的單一站點藝術品，其價值是所有當地藝術家經費的總和。紀念美麗島事件的祈禱玻璃巨掌型站體耀眼到周圍的住戶與商家即便拉下窗簾都無助於事，更別提路經此處的機動車輛與行人。我常看到許多高雄市民提著食物與飲料，他們順從地聽從捷運「公民道德教育」，乖乖的手提到橋頭站野餐。如果你要以金錢換取時間，上計程車一起跳就是八十五元，在這個年平均每人可支配金額比台北少十一萬新台幣的城市，市民卻要多花五元計程車起跳費，而公車平均發車時間都是半小時左右，然後你可以享受到近乎私家車的待遇。這座有歷史的海洋之都也學習台北縣市的公車資訊系統，可以打電話詢問公車到站時間，但百分之九十的車站，卻沒有候車亭與座椅，更別提上面沒有查詢必須的路線代號與站點代號。

在城市光廊裡，我聽到稚嫩的女主唱在翻唱Nirvana的經典代表歌曲，台下的阿公阿媽喝著咖啡，很給面子的用力鼓掌。這個在2001年七月開工，九月完成，隨之成為高雄著名城市意象第三名的景點，成為謝市長「高雄亮起來」主要的政策成績與城市行銷的口號，卻在今年九月因委託經營管理公司經營不善而關門，模範變成慘案。在駁二藝術特區，文化局為市民準備好的百台腳踏車被偷的剩下殘破幾台，夜晚在駁二倉庫後面海港旁釣魚的市民，比白天參觀駁二藝術展的人還熱鬧。在夢時代，大家高興的提著NET的提袋出來，如果你願意多走幾步路，前鎮路與凱旋路交叉口附近的外國小吃（越南、印尼、泰國）會讓你見識另一種跨國流動。大立精品百貨閃亮的大樓裡，人群還沒有新掘江任何一條街上的人多。高雄最高象徵建物八五大樓，最熱鬧的空間是旁邊的Super Star夜店，雜種化之全球快感的極致夜店代表。

在高雄五金街，你可以看到比台北當代藝術館後面的巷子內被驚為富含人文奇景的五金行巨大十倍以上，年收入破億的五金店街，因為世運舉辦需要「綠化」而被拆除遷移成為公園，同時以公共藝術品取代並悼念真正的五金店的消失。

鼓山渡輪的河口，幾十年的私家舢舨被焚燬，破壞了晚歸青年的遊街行動，他們被迫在公家渡輪停駛之前回家，要不就選擇在隧道裡與貨車爭相飛行。

鹽埕區裡到處因為「鹽埕風華再造」計畫而消失的歷史生活地景，見證過五六零年代市場生活的建築標記大智市場無聲消失，走在年輕藝術家自行打造出來的「新濱碼頭」替代空間的街道上，即便在週末都有一半以上的店家是待租或拉下鐵門，鹽埕的風華只能在瀨南街上那些脫俗老闆賣東西的方式略微感受。原本充滿了歷史意義的各種招牌被「整治」的整齊畫一，這兒與台灣其他鄉鎮經過「城鄉新風貌計畫」改造的街道如出一轍，「賊仔市」甚至用了一個其醜無比的卡通圖案來嘲笑被這裡人們珍惜的歷史。那些離開此地許久或出國定居的老鹽埕埔人，其空屋租金的價格仍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極盛時期。如銀座，這座全台灣第一棟（建於1937年）拱廊街的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是居民赴日參訪，由日本建築師仿照巴黎拱廊街的形式所建，成為一棟四樓半的，結合閩南式街屋與法國拱廊街的混合風格建物，這是當時高雄的微風廣場，高雄最風光的現代性象徵，現在三分之二的店家歇業，從現存的西裝店與裁縫師傅的手工，我們仍可想見當時風華。¹

這是一個可以快速到達的城市，卻不適合漫遊，雖然所有的都市政策與基礎建設，都是以「漫遊」、「觀光」、「行銷」來想像與策動的。² 這曾經是一個世界重要的轉運中心，在1868-1894年間，全台灣的糖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由此輸出，1935年，日本鋁株式會社高雄工場為世界規模第三的工廠，擁有4000名員工，用電量是全台灣的三分之一，1940年代，這裡是鳳梨罐頭產量全球第三之地。生產空間（製造）與流動空間（運轉）是此城市的核心與經濟發展模式。現在卻有許多碼頭空出來等著要成為「流行音樂中心」、「經貿園區」、以及準備拆掉哈碼星舊鐵道以迎接未來想像中的CBD，以出賣/發展空地遙祭「不生產」、「不流動」的「亞太營運中心」之夢，在一片產業創新與城市行銷的想像中，我們迎來了高雄市今年的稅收前收益降到全國第三名，表現比桃園縣還差的現實。

這是一個有著良好中產階級風格基礎建設之城市，卻住著廣大的無產階級。年均人收入較台北差，但貧富差距卻比台北嚴重。我們有著極為善良與魄力真誠的人民，卻裝在一個過度「進步」的容器裡，提到愛河就是觀光，品牌，以及建築景觀等優美設施如何創造城市意象，企圖掩埋生活裡的仍舊活潑於愛河旁老年人性交易與同志們的游擊性行動。

現在，這種極化的奇觀（spectacle of poles apart）背後主宰的意識化藝術形態更新了。謝長廷主掌的「高雄亮起來」，以愛河整治、光橋蔓延，城市亮起來的「耀眼」時代結束，換上陳菊市長「幸福高雄」計畫，將空地空屋以綠色覆蓋（「高雄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以減免稅金的方式進行「無碳」綠化城市。前者以地景更新換取市民認同，以新的取代舊的，鮮亮的取代髒臭的，象徵取代了真正的收入，貧富之間的差距被缺乏空間正義與土地倫理的都市規劃所拉大了，愛河與高捷是重新分配地租的工具，而非城市地景與大眾運輸工具；後者則直接跳過都市統治的正當性，以空地空屋綠化取代真正有助城市平均地價的如空屋稅等政策工具，間接減輕建商買地推案間隔間的巨大利息，迴避高雄人口成長遞減而建案與空屋率漸增，貧富差距拉大等真實問題³，一如新加坡建築師林少偉所言：

「在此過程中，大量的金錢以最少的付出即可獲得。卻以公有資源為代價。因此更本沒有必要搶劫銀行與收。作為道德上的爭議，這並未犯罪，無恥地濫用罷了。」

陳菊市長甚至不惜到中國爭取炒房的大款前來，讓農十六與美術館附近的大量建案與空屋得以消化，讓綠地變成暫時性的加值工具，一如我多年前所提出的「綠色房地產」。

2. 雙城奇謀（The Two Towers）

現在，美夢更為巨大了，民國九九年的高雄縣市合併案通過，依據《高雄縣市合併改制計畫書》的報告，高雄縣市手拉手的遠景中起碼可以多出五千多位可以為之效力的公務人員員額。

電影魔戒二部曲《雙城奇謀》是老套的英雄敘事，邪不勝正。白袍巫師終於讓位給正義的魯道夫，之後帶領魔戒遠征軍戰勝邪魔。高雄的雙城奇謀則複雜也簡單的多了。

首先，凝視啟動了宰制性的「形式主義」。在美麗島起源之地，九零年代後並未產生有意義的都市社會運動。用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Lefebvre）的話來說，高雄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就是空間表徵（space of representation）的結果，其間並非沒有表徵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存在或是有意義上的鬥爭結果，而是在意象化的意識型態下，凝視成為一種宰制的力量，穿透吾人感受和理解的空間，成為具體化的空間經驗，這種經驗的實體表露在高雄人（外來觀光客亦同）的心中那句：「高雄真的變漂亮了」。至於好不好，人民有沒有接近城市的權力，收入有無增加，或者，高雄要發展成什麼樣子都無關緊要了，「漂亮起來再說」成為市民重要的認同機制。凝視媒介了社會關係與城市地景，使我們驚嘆忘了說話。城中的歷史往往是競爭的核心，面臨保存與發展的兩難。然而，城市也是最高價值的不動產，「破壞」之必然，為富者與當權者強力支持，而且通常假理性與發展之名。「形式主義」作為接枝想像最容易的工具，抹除了一切地方差異與集體記憶，於是愛河旁出現了無數多的巴黎左岸咖啡店之「酷熱版本」，所有的夜店都是《痞子英雄》那般的摩登現代，所有的碼頭都是漁人碼頭（裡面賣的是同樣的海尼根）。這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也是去領域化的（de-territories）過程。

這裡不容易出現如紐約以及倫敦等全球城市，在八零年代後全球經濟再結構後，卡斯特等人所提出的「雙元城市」的討論。在城市雙元結構下，多元文化的街道生活與社會層級，工作與生活的分裂，上層階級與底層人民的距離，社區政治的重組，以及更為重要的，貧富差距以及所帶來的「邊緣性神話」以建構貪婪中產階級等等議題之討論似乎都不曾發生。我並不是意味著全球城市一定要有必然的軌跡，只是這種批判的缺席正映證了凝視/景觀作為一種霸權在現實裡多麼有力道。在反抗美國全球化的全球運動場景裡，我們成了全球城市裡最安靜的城市，我們毫不思索接收「形式」且對自身歷史與社會關係的抹除保持沈默。

雙塔本來是個雙元隱喻，暗含了社會階層不平鬥爭之可能與機會，任何一個（新保守主義的）全球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知識份子首要關心的不正是雙塔鬥爭間資產階級的復辟勝利嗎？Katznelson所謂的城市戰渠已然不存嗎？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再，空間正義的問題已獲解決，還是這東西被某種理性，發展的空間神學（theology of space）給置換了？

縣市合併大計開始有眉目之後，出現在研考會那些實證主義式的，沉迷於德非爾法的成果終究有了演出機會。在特意調製的有限的選項，有限的專家中，意見會朝向一方前進幾乎不用科學的計算就可以得知，因為意見總是正面的，應許的。我們不會看到諸如「你覺得愛河旁邊的老年人性交易有助於建立愛河的城市意象嗎？」，不，問題會是二或三種有限的「正面」選項，如：「你覺得愛河舉辦嘉年華還是提昇愛河沿岸旅遊、餐飲設施比較能增進愛河意象？」。你看到的都是「應然」的選項，而非「實然」的選項，所以結果也是「空間表徵」的選項，而非「表徵空間」的選項。而這些「應然」的選項無須經過都市意義的歷史競爭過程，無須眾人參與，就可以變成政策的內容。這種選項，多半是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選項，一種有關「觀看」的城市選項，而不是關於「愛河的所有建設，包含橋上的LED燈的預算，都須經過高雄市民同意才能實施，方有助於增進愛河意象」的此種涉及民主社會的，無關「觀看」與「凝視」的選項。

隱喻著城市階級（富對貧、都市政權與市民，專家與社會運動）的雙塔，如今巧妙地由城市政權與行銷專家，實證主義者攜手上場，透過一連串的「漂亮」和「估算的利潤」，這是才是高雄市正在上演的《雙塔奇謀》，也正是我所謂凝視的城市學（a urbanology of gaze）。

在這裡，凝視以一種滑動的符徵運作，將城市意象撥除其都市鬥爭意義化的過程，直接以「城市行銷」取代。「漂亮高雄＝城市意象＝城市觀光＝城市行銷＝市民利益」成為符徵的自我表意實踐過程，一個自我滿足且無須參照的等式，這個等式正將高雄獨立於真實世界之外。後現代或說迪斯尼化的社會到來，誰還需要知道扮米老鼠大玩偶下的人是黑人還是白人呢？

縣市合併的遠景讓雙塔的隱喻成熟地轉換成兩個都市政權（city state）共同製作的新腳本，演員還是舊的，嚴格來說，高雄縣連站上副導位子都很難，城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鄉村不是。《痞子英雄》上場了，高雄是如此的美麗地適合鳥瞰，眾多觀光客循著劇裡的場景遊玩，成就了高雄有史以來最有觀光效益的「行動劇」。⁴ 這種需要，使得我們一再認證Kevin Lynch留給我們真貴的遺產——城市意象——某種過於典範性的理論，藉由西方世界發展出來的各種指標數值讓我們度量自身來晉身世界，卻忘了全球城市重要的是其在網絡關係中能夠扮演角色的節點，而非指標評量，此涉及了一連串國家與超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我們並非住在一個地球村上，而是住在全球性生產、地區性分配，顧客取向的小屋裡。

最終，雙塔在這裡變成無關階級鬥爭與社會分化的都市化過程，而且將問題全部簡化成台灣南北對抗，依賴台北的舊問題，重要之務是容顏比得上台北，然後是與（西方的）全球城市如何接軌認證的問題。雙塔一端是（西方的）全球城市，一端是（大）高雄市，地方政府只要眼睛度量兩座纜車的距離，剩下問題只是架設無阻快速的纜線而已。

我們因此失去了另類城市史的可能，「除非獅子能有自己的歷史學者，否則狩獵的敘事只會光耀獵人。」一如我喜愛的非洲作家Chinua Achebe所言。

3. 凝視的城市學

制度化了的地景（institutationalized landscape）與非正式地景（informal landscape）一直是我歷年來關心的主題。這是關乎「凝視」的研究旨趣，亦即有權者與無權者在看與被看之間所建構之社會景象，因權力位差而體現在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的過程。

如吾人所知，地景一詞指涉了「物質與社會實踐，與其他們的象徵再現」，一個地景，象徵地和物質地，是由市場資本所發動的社會空間分化和地方所支配的勞力社會空間同質化所調和。研究地景，或說解讀地景，指的是它的「社會學上的意象」（sociological image），當今地景是社會和經濟力量交互運作的空間結果，「我們的認知地圖、美學形式和意識型態都形成了地景變遷的原因，也是其反映。」，其展現在各種方面，都市景觀、街道生活、建築計畫、公園綠地、住宅分區、公共藝術等等。

這兩個意象化了名詞是我用來描述都市地景變遷過程的一種辯證法：非正式地景（informal landscape）指的是對應於非正式部門的經濟生產、邊緣族群，與非存在於都市計畫用地分類學理之空間佔有，它提供了第三世界都市過程中重要的意象：違建區、未開闢的公共設施保留地、醜陋未現代化、國際化的街道，以及從直昇機上或者大樓頂不忍下望的景觀，都市計畫之無能透露的社會失序等等；而制度性地景（institutionalized landscape）則相對於非正式地景，指的是國家認可、一般市民認同、合乎都市計畫用地編列之空間佔有：可滿足市民需要之完善的都市基礎建設、合於照相機拍攝之街景、可供消費之國際都市自我想像的意象，合於都會之凝視（metropolitan gaze）之美學秩序，更重要的是，制度化地景是朝向建立一個城市國家機器（city state）或者國家性地景（national landscape）而有的歷史計畫。

在我與邱詠婷的一篇文章中，我們共同發展了「品牌地景」（brand-scape）的概念。簡單來說，資本的現代化一方面「解放」空間促進經濟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又在有限的空間中，鼓勵富裕的消費者付費享用各種使得城市生色的娛樂（如咖啡館、戲院和商品）。在亞太城市中，現代性之可視性展示（visible display of modernity）是圓中產階級美夢的仙境，台北一零一與美麗華的摩天輪，高雄的愛河與夢時代，都是資本家再現中產階級乾淨光亮的慾望，以及自我投射世界之最的願望，然而其他人的夢呢？如果現代城市是引起夢想的，一如班雅明（Benjamin）所願意相信的，那麼其他人的夢想不是在歷史和空間裡被遺忘就是被置換。

為了滿足遊客的凝視，對不同團體而言，所有的主流的戰術都是主題化了的與嘉年華的。規劃者、國家、中產階級文化都企圖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浸染下卯盡全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消費空間中的名牌旗艦店是一回事，然而逛著誠品與星巴克的無產階級與學生也沒有太多的革命思想，反而透過不同尺度的規劃，不同意識型態的出發，不同的計畫，以文化與藝術「包裝」呈現相異其趣的多元選擇，這看起來對新自由主義來說是莫大的福音，如同全球品牌的開幕酒會可以成功地轉化成當地國家的現代象徵般。全球資本允許在地場景轉化成自己的國族精神，在地化與全球化的力量在城市的重繪過程裡靠的都是藝術，因此，藝術/品牌作為策略出口，文化與文化重繪的過程皆是資本主義全球城市的內部邏輯。

這裡，制度地景與非正式地景的辯證顯得不夠動態。我們必須重新拉開一個隙縫，品牌都是打造物，持續打造的過程，一如烏托邦。古蹟/違建，美術館/酒吧中的收藏品，誠品/二手市場都是品牌地景。正因為文化重繪是動態、人為的過程，我們方有開啟新的都市史之機會。我們可以順著愛河沿岸的自行車道觀賞美景，有朝一日，我們自然也可以透過高雄縣茄萣鄉舢筏協會安排的船上之旅，一睹二仁溪沿岸的廢五金世界。目前研究者正在進行中的「高雄縣地方文化館與生活圈中長程計畫」，由於我們的鼓勵，高雄縣茄萣鄉舢筏協會今年將會提案進入文建會的「文化生活圈」提案中，這群年紀超過六十歲的漁夫，觀察記錄了二仁溪沿岸的環境生態長達十幾年，他們沒有一個人會用電腦，卻比任何人都知道二仁溪的生命與環境資訊，甚至土法煉鋼的進行濕地保育。「廢五金」之遊並非想像，而是現在正在進行的「文化行動」。這難道不是一則重要的環境教育啟示？比騎自行車還有環保價值的社會運動？一個環境教育與鄉土教材的進步示範？正因為文化重繪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我們方能持續「多孔性的戰鬥」。

無論台北還是高雄，都是由節慶奇觀（event spectacle）而非由下而上的社區力量所形塑。也許某些新的價值被再現，被提倡，但某些生活卻未被改善與轉型，至少不是那些特別需要的。現代性作為一個意象化了意識型態，或者列斐伏爾所謂的空間表徵，正是透過枚平叛亂（counter-insurgences）而成功，此一過程，不僅是Leonie Sandercock所倡議該考察之反叛史學工作，也為新自由主義所借徑（path-dependent）。Brenner & Theodore將所謂「新自由主義都市化」（Urbanization of Neoliberalism）過程說的更清楚：

「通過市場改革來破壞現存機制的安排和政治允諾，因此創造了一種便於市場導向之經濟發展、商品化與符合資本邏輯運作之新的基礎設施。」

由是，我們必得更仔細探查新自由主義城市創造性破壞和重造意像的歷史，空間是如何生產與轉化。例如，誰的價值在都市過程中顯現以正當化其競爭？新自由主義如何透過論述、隱喻和空間表徵完成了空間的具體成效。何處是高雄另立基地（alter-sites）案例？哪裡有某種重要的瞬間，短暫的自治區，創造了自己的價值、生活風格和空間來對抗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空間操作，將城市出讓給資本主義的綠地、公共空間、河川沿岸與天空拿回來。

社會運動裡的民眾聚集以及裝置藝術都像是運動的象徵遺跡，無法在空間具體化，不能像奇觀節慶般複製，運動結束瞬間也消失，猶不能如同品牌地景般有著完美的腳本可以一再複製，甄致完美。讓我們僅記一點：無論是進步規劃師還是新自由主義的旗手，都是在「真正存在的新自由主義」裡作夢，因此，起義的空間也無能外於此夢，起義的空間必得在內部抵抗資本空間的累積邏輯。畢竟，城市裡的進步規劃師與設計者的工作是為了市民，而非消費者。積極行動的城市學正是對「凝視城市學」的破壞，而超越「凝視城市學」也是當前對於高雄市理論與實踐思考最重要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