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引用 Citation
黃孫權（2015）。造音容易，翻土困難。收錄於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編），《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頁290-291。臺北：遠足文化。 Huang, Sun-Quan (2015). Making Sound Is Easy, Turning Soil Is Hard. In Ho Tung-hung, Cheng Hui-hua & Jeph Lo (Eds.), ALTERing NATIVism: Sound Cultures in Post-War Taiwan (pp. 290-291). Taipei: Walkers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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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音容易，翻土困難
文／黃孫權（「造音翻土」展覽顧問）
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是權力干預文化的鬥爭基地之一，無論是反對的還是贊成的，總是鬥爭中輸贏的關鍵。大眾文化是同意或反抗的競技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霸權（hegemony）興起和保衛領地。大眾文化不是社會主義（一種社會主義者文化）——儘管可能有簡單的表現，但決非已經構成，但大眾文化是社會主義有可能被建構之處。這就是大眾文化的重要性，否則，告訴你實話，我才懶得理它。 ——勞倫斯・葛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
由何東洪、羅悅全和鄭慧華為主要策展人所策劃的「造音翻土」展覽內容集結出書了。展覽幾乎觸及了台灣近幾十年音樂之政治社會脈絡，說「幾乎」，是因為沒有任何研究展覽是全面的，可以統攝真實的歷史。換句話說，展覽並非有關音樂的歷史，它就是音樂歷史的一部份，展覽不是歷史的再現，而是建構檔案，建構一頁新的政治社會歷史化的音樂文化，在無限開放的歷史活頁夾中添上一筆資料，讓歷史恢復活力與爭議。現在此書的出版，則可視為音樂歷史（展覽）的歷史，是其評註與補充，連結了抽象難以描述的音樂聆聽經驗及支撐其發生的社會構造。
很多時候，音樂是最佳配角，是藝術類別中唯一可以「不專心」的形式，在日常生活、工作與休閒裡，音樂總無形伴隨著，於是它擁有巧妙的能力喚起特定時間記憶與空間感，產生似曾相識的溫暖或惆悵；有些時候，音樂是最佳主角，適切地回應了社會急遽的需求，正因為此，音樂論述如何重啟當今被偏廢的社會主義觀點與民眾集體性面貌才顯得意義非凡。音樂永遠是霸權鬥爭的場域，是流行與另翼、主流與抵抗、漢人與原住民、獨立與實驗、搖滾與噪音、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大眾與菁英、男人與女人，多種力量之競逐。猶如此書內容所展開的那樣：我們藉由音樂論述來投資我們的聆聽經驗，界定了自身音樂類型的範疇與規律，當音樂論述多元導致音樂真確性破產時，聆聽經驗與類型界線就不復高低，剩下的就是選擇，與選擇口味背後的資本邏輯。
在《造音翻土》中，由策展團隊辛苦重建歷史文件與分斷觀點使得台灣有機會回顧各種造音的形式與社會動力，是極為珍貴且不易的工作。但在人力、時間、經費都有限制的狀況下，展覽敘事對於現今主流音樂（真正面向大眾與社會主義的）則未有著墨，未去正視、分析如周杰倫、蔡依林、江蕙、廣嗨電音等等當今「主流音樂」的動員力量，而將大部分研究和關注投於非主流音樂、實驗聲響之上。即使努力檢視了冷戰、戒嚴歷史對於台灣現今聲響/音樂環境的影響，但尚未深刻分析冷戰結構裡西方搖滾獨立音樂帶有西方性「自由」之危險性，重新思考左翼所應採取的戰鬥方式，這些應該是「造音翻土」之後要繼續往前推進的積極面向。之所以如此側重於「非主流/另翼」的分析，乃出自於吾輩面對主流音樂論述的洗腦而採取的抵抗姿態，但也不應停留在「主流vs.非主流」，或由於對造音的基進期許而導致的「偏好」，錯失檢視音樂論述被化約成典型之政治與歷史因素，而滿足於主流論述與主流的批判論述的二分而不自覺。總之，造音容易，翻土困難。
如此一來，更顯得此書重要。作為音樂歷史的歷史，此書不但回顧了重要歷史階段之社會/音樂論述，重建其中聲景，在同一時間——讀者翻閱此書的過程應有此感——它強迫你承認你所鍾愛的音樂感動並沒有普遍性。不要誤會，這是件好事，甚至是此書最大的貢獻。猶如文學理論對於文學的破壞性一樣。音樂論述的目的從來不在於拯救音樂，指導音樂好壞，相反的，它常常埋葬聆聽者從音樂得到的感動，強迫音樂感受臣服於枯燥的某種批評範式之下。若有一本書可以解放音樂普同感，將音樂從個人的聆聽投資與偏好中拯救出來，放棄搖滾改變世界的大夢，讓音樂以其自身的熱情、活力、緊迫感朝我們而來，好似我們從未聽聞，新鮮地令我們無所適從，我們才有機會邁向翻土的第一步。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文學理論導論》一書結尾曾說過一個比喻：「我們知道獅子比馴獅者強壯，馴獅者也同樣知道。問題是，獅子不知道。文學的死亡或許有助於獅子的覺醒，這不是不可能的事。」謹以此，獻給勞苦功高的策展團隊，還有本書的所有作者。
本體論維度 / Ontological Dimensions